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刘云枫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中国美食，举世无双。

可是，你要问决定中国美食的秘籍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告诉你了，就没钱可赚了。

无论哪一种美食，即便是一个街边地摊儿，也会郑重其事地说：决定他们家食物独到之处的，是一个秘制调料包。什么都可以公开，唯有调料包里有什么、有多少，绝不示人。有时，还有其他一些噱头，比如祖传的，或是根据中药秘方配置的，或是店家经过N年摸索之心得等等，总之，深不可测。

在我看来，所谓秘制，不过是一种营销策略，而已，就像可口可乐那个永远也不会公开的配方一样。

拳王阿里退役之后，为了打发时间，加入了一个魔术组织。但是，拳王不守规矩，每次表演完了，总是情不自禁地解密魔术，砸了其他魔术师的饭碗。所以，没多久，拳王阿里就被开除了。

神秘主义并不神秘，它就是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策略。

西方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每到6月，汛期来临，尼罗河两岸汪洋一片；四个月之后，洪水退去，河岸两边的农田上，多了一层富含腐殖质和水分的泥土。11月，埃及人播种；来年3、4月份的时候，收获。

周而复始，尼罗河从不爽约。

可，问题来了。尼罗河到底在一年的什么时候泛滥啊？这是上天和神的旨意。

如何了解上天的旨意呢？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高贵的僧侣。

僧侣们不负法老所望，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掌握了尼罗河涨落的周期，之后，僧侣们立了一根石柱，以标记尼罗河水位。不过，水位标记不是谁都可以看的；石柱四周，修建了坚固的亭子。僧侣之外的闲杂人等，概莫进入。

僧侣们垄断了尼罗河的水位信息，并据此预测丰收、水患或旱灾。在古埃及，农业为主，土地和粮食，是法老财富的唯一来源。尼罗河水位，和法老的金库直接相关。僧侣们的工作，也就至关重要。

Information is money. Information is power。这么重要的信息，僧侣们会轻易示人吗？当然不会。

不是僧侣们多自私，让你，你也不会。人都是自利的，古今中外皆然。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自利也并不可耻。

于是，尼罗河水位信息，就成为只有僧侣阶级和法老，才能知道的“机密信息”。

为了防止泄密，必要有些手段，为此，古埃及的僧侣们所使用的文字，是一种特殊的僧侣体，以区别于世俗体。僧侣体只在僧侣之间流行，用于祭祀、行政和公共事务，民众是看不懂的。世俗体则用于日常和商务活动。就像古代中国，官方和士大夫用文言文，民间用白话文，然而，白话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样。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人、不是今天的买卖人，而是商朝人，是很迷信的。每一次征战，或者打猎，商王都要占卜一下，预测吉凶祸福。

于是，安阳殷墟就留下了数以十万计的的牛肩胛骨、乌龟壳和甲骨文，记录了商王朝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

然而，有一个细节是，考古发掘的所有甲骨中，刻着问题的甲骨和解释占卜结果的甲骨，是各在一处、分开存放的，绝不混淆。

为什么？因为，要神秘。

要是占卜的事项、烧灼之后形成的不规则甲骨痕迹，和解释占卜结果的验辞，合在一起，商王和占卜之贞人，就失去了对占卜事务的解释权，从而，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中国文化中，对知识和真理，或者持相对论，或者持不可知论。

老子一派，是不可知论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道”是不可言说的；要是说出来，就不是道了。这是不可知论。对此，周有光就批评老子，说老子是消极的。

儒学是积极的，但对于真理，模棱两可、闪转腾挪，有人问孔子“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问题，总是绕圈子，不直接面对。

所以，追究起来，儒学也是“不可知论”者。只是，儒家的不可知论是“局部不可知”——儒学认为：道，是圣贤才能知道的，草民没必要知道那么多；知道得多了，不利于思想统一，队伍反倒不好带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孟子•滕文公上》，也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以古文没有标点给孔子辩白，如章太炎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是：要是民众理解了，就让他跟着走；要是不理解，就让他先明白明白。

儒家的Fans，以为得计。

但，儒学和孔夫子留下的证据，也不只这一条；只洗白某一条，无关全局。再者，后世的士大夫们，有大量的儒学实践，也反证章太炎之流为孔子的洗白，是徒劳的。

晚清曾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耆英，深得传统文化之妙，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他谈了自己对付洋人的心得体会：……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有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待，方可生其欣慰者；……

所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不过是关税处理中的暗箱操作：税则不公开、税率不公开、报税过程也不公开。任凭十三行和办税官吏，上下其手，随意行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记载，要是贿赂给得足，收税的官吏满意，船长就从一个桅杆量到另一个桅杆；要是贿赂给得少，没有满足税吏的要求，惹得人家不高兴，船长就从船头一直量到船尾。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奥秘，不过如此。要是公开了，尽人皆知，就没法儿操作了。

这一套，对付大清子民，是有效的；可是，用来对付蛮夷，却失败了。究其实，还是西方人没有受过孔孟之道的熏陶，也不肯学习，难以同化。

康熙是满清十个皇帝中，最爱学习的。有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过康熙跟着传教士学习平面几何留下来的资料，据业内专家说，康熙帝的解题水平，和现在的高三学生相当。

可是，康熙却将自己的学习成果，秘不示人；别说大清的普通民众了，连他身边的大臣，也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也不知道何为“几何”，而只知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如此，康熙就获得了一种知识和智力上的优越感，以证明：他贵为天子，靠的不只是祖上的武功，还有他自己超凡的智慧。因为，和身边的大臣比，康熙大帝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一骑绝尘，大臣们难以望其项背。

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

和康熙大帝静悄悄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不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不仅赞助科学研究，还在宫廷里，和大臣们一起研究。

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1603年）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晚期。她在位期间，英国分别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奠定了世界历史的英国时代。但我想说的，不是她的武功，而是她对自然之声的倾听。她的宫廷御医威廉•吉尔伯特，既是一位医学博士，也是同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一个女王，对戏剧、歌舞、服饰和音乐有兴趣，并不奇怪。与众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对科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女王的宫殿里，她经常召集大臣，请威廉•吉尔伯特演示像魔术一样神奇的电磁学实验。

吉尔伯特在王宫作了一系列科学实验，最有名的是“小地球”实验。他用一块天然磁石，磨成一个大磁石球，然后，把小铁丝制成的小磁针放在“小地球”上面，结果发现，小磁针和指南针在地球上的行为十分相似。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石，它的两极位于地理北极和南极附近。伊丽莎白女王是这些实验活动的赞助者，对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我想，她达不到精通，至少，是理解的。

如果说，康熙帝的“独自学习”还是特例的话，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望文生义，藏书楼的主要目的，在于“藏”，而不是公开和分享。与此不同，在欧洲，每个城市都有图书馆；在乡下，则有小书坊。培根在《新工具》中，描述了16世纪英国的情形：一个乡下人只见过乡下的小书坊，然后，到了城市的图书馆，突然看到那么多的书籍，不禁心生惊叹和敬畏。可见，培根的时代，公共图书馆已经是城市的标配。

蒋廷黻先生所著《中国近代史新编》，记录了清政府的一项禁令：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法律，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背后，还是神秘主义作祟——要是敞开了，就没有秘密可言了，就没法装神弄鬼了，也就唬不住人了。当然，也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大清还是非常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能让洋鬼子学中文，否则，大清的高科技就可能让外人学了去。

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20：58；

北京，家中。

全文完，此文也写了1年半啊。哈哈哈。

所以，我说我是拖拉机手，拖拖拉拉著称。

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