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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神秘主义

1
 
中国美食,举世无双。
 
可是,你要问决定中国美食的秘籍是什么?没有人告诉你。
 
告诉你了,就没钱可赚了。
 
无论哪一种美食,即便是一个街边地摊儿,也会郑重其事地说:决定他们家食物独到之处的,是一个秘制调料包。什么都可以公开,唯有调料包里有什么、有多少,绝不示人。有时,还有其他一些噱头,比如祖传的,或是根据中药秘方配置的,或是店家经过N年摸索之心得等等,总之,深不可测。
 
在我看来,所谓秘制,不过是一种营销策略,而已,就像可口可乐那个永远也不会公开的配方一样。
 
拳王阿里退役之后,为了打发时间,加入了一个魔术组织。但是,拳王不守规矩,每次表演完了,总是情不自禁地解密魔术,砸了其他魔术师的饭碗。所以,没多久,拳王阿里就被开除了。
 
神秘主义并不神秘,它就是一种保护知识产权的基本策略。
 
2
 
西方人说,埃及是尼罗河的馈赠。每到6月,汛期来临,尼罗河两岸汪洋一片;四个月之后,洪水退去,河岸两边的农田上,多了一层富含腐殖质和水分的泥土。11月,埃及人播种;来年3、4月份的时候,收获。
 
周而复始,尼罗河从不爽约。
 
可,问题来了。尼罗河到底在一年的什么时候泛滥啊?这是上天和神的旨意。
 
如何了解上天的旨意呢?这个光荣的任务,交给了高贵的僧侣。
 
僧侣们不负法老所望,经过艰苦细致的研究工作,仰观天象、俯察地理,掌握了尼罗河涨落的周期,之后,僧侣们立了一根石柱,以标记尼罗河水位。不过,水位标记不是谁都可以看的;石柱四周,修建了坚固的亭子。僧侣之外的闲杂人等,概莫进入。
 
僧侣们垄断了尼罗河的水位信息,并据此预测丰收、水患或旱灾。在古埃及,农业为主,土地和粮食,是法老财富的唯一来源。尼罗河水位,和法老的金库直接相关。僧侣们的工作,也就至关重要。
 
Information is money. Information is power。这么重要的信息,僧侣们会轻易示人吗?当然不会。
 
不是僧侣们多自私,让你,你也不会。人都是自利的,古今中外皆然。谁也不比谁更高尚,自利也并不可耻。
 
于是,尼罗河水位信息,就成为只有僧侣阶级和法老,才能知道的“机密信息”。
 
为了防止泄密,必要有些手段,为此,古埃及的僧侣们所使用的文字,是一种特殊的僧侣体,以区别于世俗体。僧侣体只在僧侣之间流行,用于祭祀、行政和公共事务,民众是看不懂的。世俗体则用于日常和商务活动。就像古代中国,官方和士大夫用文言文,民间用白话文,然而,白话文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一样。
 
3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人、不是今天的买卖人,而是商朝人,是很迷信的。每一次征战,或者打猎,商王都要占卜一下,预测吉凶祸福。
 
于是,安阳殷墟就留下了数以十万计的的牛肩胛骨、乌龟壳和甲骨文,记录了商王朝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
 
然而,有一个细节是,考古发掘的所有甲骨中,刻着问题的甲骨和解释占卜结果的甲骨,是各在一处、分开存放的,绝不混淆。
 
为什么?因为,要神秘。
 
要是占卜的事项、烧灼之后形成的不规则甲骨痕迹,和解释占卜结果的验辞,合在一起,商王和占卜之贞人,就失去了对占卜事务的解释权,从而,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4
 
中国文化中,对知识和真理,或者持相对论,或者持不可知论。
 
老子一派,是不可知论者,“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表明“道”是不可言说的;要是说出来,就不是道了。这是不可知论。对此,周有光就批评老子,说老子是消极的。
 
儒学是积极的,但对于真理,模棱两可、闪转腾挪,有人问孔子“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对于问题,总是绕圈子,不直接面对。
 
所以,追究起来,儒学也是“不可知论”者。只是,儒家的不可知论是“局部不可知”——儒学认为:道,是圣贤才能知道的,草民没必要知道那么多;知道得多了,不利于思想统一,队伍反倒不好带了。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孟子•滕文公上》,也曰:“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一脉相承的。
 
有人以古文没有标点给孔子辩白,如章太炎这样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过来是:要是民众理解了,就让他跟着走;要是不理解,就让他先明白明白。
 
儒家的Fans,以为得计。
 
但,儒学和孔夫子留下的证据,也不只这一条;只洗白某一条,无关全局。再者,后世的士大夫们,有大量的儒学实践,也反证章太炎之流为孔子的洗白,是徒劳的。
 
晚清曾主持夷务的两广总督耆英,深得传统文化之妙,在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他谈了自己对付洋人的心得体会:……其所以抚绥羁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换形。固在格之以诚,尤须驭之有术。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侧者;有加以款待,方可生其欣慰者;……
 
所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不过是关税处理中的暗箱操作:税则不公开、税率不公开、报税过程也不公开。任凭十三行和办税官吏,上下其手,随意行事。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记载,要是贿赂给得足,收税的官吏满意,船长就从一个桅杆量到另一个桅杆;要是贿赂给得少,没有满足税吏的要求,惹得人家不高兴,船长就从船头一直量到船尾。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奥秘,不过如此。要是公开了,尽人皆知,就没法儿操作了。
 
这一套,对付大清子民,是有效的;可是,用来对付蛮夷,却失败了。究其实,还是西方人没有受过孔孟之道的熏陶,也不肯学习,难以同化。
 
5
 
康熙是满清十个皇帝中,最爱学习的。有人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见过康熙跟着传教士学习平面几何留下来的资料,据业内专家说,康熙帝的解题水平,和现在的高三学生相当。
 
可是,康熙却将自己的学习成果,秘不示人;别说大清的普通民众了,连他身边的大臣,也没有机会跟他一起学习,也不知道何为“几何”,而只知道“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如此,康熙就获得了一种知识和智力上的优越感,以证明:他贵为天子,靠的不只是祖上的武功,还有他自己超凡的智慧。因为,和身边的大臣比,康熙大帝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一骑绝尘,大臣们难以望其项背。
 
没有比较,就没有区别。
 
和康熙大帝静悄悄地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不同,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女王,不仅赞助科学研究,还在宫廷里,和大臣们一起研究。
 
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1603年)生活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晚期。她在位期间,英国分别打败了法国和西班牙,奠定了世界历史的英国时代。但我想说的,不是她的武功,而是她对自然之声的倾听。她的宫廷御医威廉•吉尔伯特,既是一位医学博士,也是同时代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一个女王,对戏剧、歌舞、服饰和音乐有兴趣,并不奇怪。与众不同的是,伊丽莎白对科学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女王的宫殿里,她经常召集大臣,请威廉•吉尔伯特演示像魔术一样神奇的电磁学实验。
 
吉尔伯特在王宫作了一系列科学实验,最有名的是“小地球”实验。他用一块天然磁石,磨成一个大磁石球,然后,把小铁丝制成的小磁针放在“小地球”上面,结果发现,小磁针和指南针在地球上的行为十分相似。于是,他提出一个假设:地球是一个巨大的磁石,它的两极位于地理北极和南极附近。伊丽莎白女王是这些实验活动的赞助者,对其中蕴含的科学道理,我想,她达不到精通,至少,是理解的。
 
如果说,康熙帝的“独自学习”还是特例的话,古代中国的藏书楼,应该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望文生义,藏书楼的主要目的,在于“藏”,而不是公开和分享。与此不同,在欧洲,每个城市都有图书馆;在乡下,则有小书坊。培根在《新工具》中,描述了16世纪英国的情形:一个乡下人只见过乡下的小书坊,然后,到了城市的图书馆,突然看到那么多的书籍,不禁心生惊叹和敬畏。可见,培根的时代,公共图书馆已经是城市的标配。
 
蒋廷黻先生所著《中国近代史新编》,记录了清政府的一项禁令:外国人不得买中国书,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而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法律,是有普遍性的。法律的背后,还是神秘主义作祟——要是敞开了,就没有秘密可言了,就没法装神弄鬼了,也就唬不住人了。当然,也可以从另一面来看,大清还是非常注意知识产权保护的,不能让洋鬼子学中文,否则,大清的高科技就可能让外人学了去。
 
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20:58;
北京,家中。
全文完,此文也写了1年半啊。哈哈哈。
所以,我说我是拖拉机手,拖拖拉拉著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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