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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

中国教育已经成了“老大难”,谁提起来,都是一声叹息。之所以成了这种局面,原因在于,我们始终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当政者没有,老百姓也没有。根源找不到,在枝节问题上做文章,当然无济于事了。

中国教育,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我的答案是,问题不在教育体制,也不在考试制度上,而是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中国社会的价值观,迄今,依然是被儒学体系主导的。儒学的核心是“礼”,“礼”的关键是“等差秩序”,而等差秩序背后的一个基本假设是:人和人是不平等的,就像一块庄稼地,“良莠不齐”。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不平等,或者说差异,在道德上表现为:君子和小人;在智力上表现为:贤能和愚笨。一个“好社会”,就是要把“君子”和贤能之士,选拔出来,由他们来管理人民和治理国家。

如何选拔呢?考试。选拔的方法,有很多。早期,用过“举孝廉”,即,由当地的知名人士或地方长官,向上推荐。但这种办法,实行了不久,就有了问题。魏晋时期,“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当官的永远是当官的,老百姓永远是老百姓。举荐的办法,不行,因为太不公平。怎么办,只好改成考试。

因此,在中国,考试的目的在于选拔人才,是面向“人”的,而不是面向“知识”的。考什么,考多少,根本无关紧要。只要能把人的等级区分出来,就行了。科举制,考“四书五经”;现在,考数理化,结果,都一样。只要是面向“人”的选拔制度,都必然带来对新知识、新发现和新思想的禁锢。换言之,即使在古代,中国人就考数理化,科学思想和探索发现的精神,依然不会在中国出现。

为什么?这是由考试的性质决定的。

既然是考试,就要统一;不统一,就有失公平。1,试卷统一;一人一份卷子,不行;因为,难以保证考试的难度一致;2,考试内容统一;考什么不考什么,要公之于众;科举考试,必须以朱熹注解的四书五经为准,或许,这不是当权者的要求,而是考生的要求。第三,答案要统一;要有标准答案,如果没有标准答案,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学,老师也不知道怎么教,判官也不知道如何给分。

考试,天然地抑制了对新知识、新思想和新发现的追求。新东西,都没有定论。比如,有没有外星生命存在,根本不适宜作为考试题目。为什么?因为,没有答案。说有、说没有,无从判别。所以,凡是考试,一定是成熟的、老旧的、有限的,有现成答案的东西;而且,越是成熟的、老旧的、有限的考试制度,就越公平、有效和经济。科举走向八股,是必然的;正如当下的高考,越来越令人厌恶,一个道理。

选拔人才,听上去很好,看上去很美,结果,却由此缔造了世界上最令人恶心的考试制度。追根溯源,是“人人不平等”的价值观在捣鬼——本来,就没有什么“君子”和“小人”,也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更聪明,更适宜作为其他人的管理者和领导者。但是,儒学家及其走狗,偏偏要“选贤与能”,要把“人上人”筛出来,要通过考试发现谁比谁更牛。过去的真状元,现在的“假状元”,趾高气扬的架势,不就是那种“昨吃苦中苦,今为人上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的集中表现吗?

西方国家,与此相反。他们的价值观是:“人人生而平等”,除去全能全知全善的上帝,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只要有适当的监督机制,使人去恶扬善;每个人也都可能成为魔鬼,只要权力无限膨胀。西方人从不天真地选拔“好人”,而是随机地抽签决定谁可以暂时代行管理职责——仅仅是代行,轮流坐庄人人有份。例如,在古希腊雅典,很多“人民公仆”,是抽签决定的。

抽签是盲目的、随机的,但其背后隐含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人的价值观:人人平等,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高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傻。“上智下愚”,乃一派胡言。

由于有了人人平等这个前提,教育的作用就单一了、明确了——教育和考试不是鉴别人高低的手段,而是追求知识的过程。教育有,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探求真理。考试与探求真理无关,当然,是一个摆设,可有可无。考试成绩,更是仅供参考。美国没有高考,也没有高考状元;他们不理解成绩排名的意义,更不理解“高考状元”为什么那么受中国人追捧。因为,与无穷的知识以及无尽的知识探索比起来,“高考状元”也不过是一个“无知者”——一个无知者,难道值得兴高采烈吗?

柏拉图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孔子的学生,就不这样。每一个孔子的学生,都在树立孔子的“圣人”形象。子路就拍孔夫子的马屁,说:孔老二的学问,就像北京的紫禁城,墙太高了,从外面看,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城府阴深,深不可测。我们没见过西方学者,这样吹捧老师的,一个也没有过。不管他是哪一个学派的,从来没有。

为什么?因为,人人平等,再大的学问,也不是拿来炫耀的,而是用来证明上帝之光辉。所以,西方的学者,都很谦卑,甚至自卑。和上帝比起来,由不得你不谦卑和自卑。中国的学者,都自以为是,都认为他们是可以拯救他人拯救世界的。比如孔夫子就说,要是给他一个有实权的职位,他就可以让鲁国“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苏格拉底那么大学问,却每天疑问:我究竟知道什么呢?他想了很久,最后发现:他知道自己的无知。

可见,西方教育的目的,不是为了选拔人才,而是为了探求真理;是面向知识和真理的,而不是面向“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西方人对什么都感兴趣,学什么的都有。有些学问,在中国人看来,简直无聊,可西方人却研究得津津有味。比如,去非洲森林里,和大猩猩一起生活20多年。靠什么支撑呢,只有靠追求真理的信念和乐趣。

因为要追求真理,获得“新”知识,所以,西方教育的目标是“求异”和发展人的个性;人没有个性,人云亦云,像一个跟屁虫,只会拍老师和领导的马屁,就没有创见;没有创见,就不可能找到知识的“新大陆”;在“老地方”上转悠,是与探求真理的宗旨背道而驰的。多样化的世界,形态各异的自然现象和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更需要不同个性、不同兴趣的人去探索。进化论创始人达尔文,小时候,“除了打猎、养狗、抓老鼠以外,无所事事”——这是达尔文的父亲对他的评价。达尔文要生在中国,其身份和命运,也就是一个八旗子弟,提笼架鸟撩猫逗狗而终其一生。因为,中国不需要博物学,也不需要博物学家。达尔文的个性和爱好,在中国,只有死去。

由于,要选拔人才,中国教育的目标是“求同”和压制人的个性——只有在同一个标准之下,才能公平、有效地将人分出等级和高下;只有没有个性,所有人都是“同质机器人”,才能分别品级优劣。萝卜是萝卜,白菜是白菜,萝卜和白菜必须分开;中国的教育和考试系统,在选拔人才方面,是有效的。换言之,制度是好制度,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没有比科举和高考更好的制度了。正因如此,叫嚷改革高考制度的人、方案、机构,层出不穷,高考制度却纹丝不动。为什么?因为,根本没有比高考更好的人才选拔制度了。但是,隐身在这种制度背后的价值观,却是令人唾弃的、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

这一切,都源自中西方基本的价值观差异——西方人认为人人平等,选拔,多此一举,抽签就行了;中国人认为,人有贤愚,有考试,才能有鉴别。中西之别,一“念”之差,但其带来的后果,却是整个中华民族不得不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承受数不尽的艰难和困苦。古代如此,而今依然。高谈教育改革的人,想到这一层了吗?要是没想到,所有有关教育改革的“高论”,只能是谬论和妄想。

要改革我们的教育,先革新我们的价值观;否则,一切免谈。

2010年3月12日星期五

北京,家中

2010-3-13星期六修改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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