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乡，在西昌郊区。到这里，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次意外。

邛海边上，一个叫海门渔村的地方，有一个南红市场。在热情的彝族大妈阿姨姐妹和兄弟的簇拥下，我买了一大批南红原石，经鉴定，除了一块、第一块极小的，是南红之外，都是石头。为此，我付了约500元的学费。

我拿着那些原石，想找一个加工的。

也是一个摆摊的老兄说：你看我的手，都是加工石头磨的，这么粗。他把手伸出来，和战斗英雄展示自己的伤疤一样自豪。

我说：您的店在哪儿，在哪儿加工啊？

他说：我的店，在我家。上午我在这里摆摊，下午市场散了，我就回去了。

我说：那好，等您回去了，我就去找你。你给我加工一下。加工费多少？

他说：加工论件，一件50元。我觉得价格合适，就没还价。

我举着自己的南红，问：加工成什么好呢？

他说：一大一小。我说，好啊，能加工成两个。旁边的人哈哈地笑，说：他没说一大一小，他说的是越大越好。我才明白，我把他说的“越大越好”，听成“一大一小”了。难怪边上的人，会笑呢。

下午三点，我就出发了。先坐22路，到河顺路，再换5路，终点就是四合乡。

西昌是彝族自治区首府，彝族同胞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不是背包，而是背一个很大竹篓。竹篓要是空着，他们就一直背着。可要是装满了货，上了车，他们就放在Bus通道里。我坐的5路车，放着3个大竹篓，一下子就几乎占满了所有空间。车厢里，十分拥挤。

我紧紧贴着车窗，边上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大，男孩小。

女孩一直看着我，我看她，她就很害羞地躲开。我不看她，她就继续盯着我——估计，她能感觉到，我是外来的。

我问她：你多大了？

她说：11岁。

我说：你看上去，没有11岁啊。

她很瘦小，比内地、比北京的孩子，要瘦弱得多。所以，我认为她没有11岁，也就是七八岁的样子。

我问男孩是她弟弟吗，她说是的。她也是四合乡的，同行的，还有她母亲。

5路车，经过繁华的市中心，没多久，就到了郊区。郊区的路，实在是差，还很窄，走走停停，大车小车大货车三轮车自行车行人，混在一起，有点现代版清明上河的意思。但，完全没有任何美感，只有嘈杂混乱和肮脏。

四合乡，在路边两列排开，楼房很高，路显得很狭窄。乡、乡下，总该有点乡野的味道，楼房高耸的景象，和我的预想，不同。

我随着何师傅，去他家。他有6个孩子，5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

他家，在一座楼房的一层，面积一百二十多平米。老何说，一平方的价格，是2500元，是自己一个很铁的哥们开发的，他只是付了首付，就没钱了。哥们儿说，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给。他也没钱搞装修，还是毛坯，就搬进来了。而且，是昨天才搬的。为了感谢帮他搬家的兄弟，特地烤了一只乳猪，大吃大喝一番。

不过，因为太忙太累了，就没请周围的乡邻。他说彝族的风俗，是好东西大家分享，吃乳猪，没叫乡里乡亲，让他很内疚。今天出门，觉得脸上火辣辣的，觉着做了对不起乡亲的事儿。

客厅很大，电视沙发，一样也不少。墙壁是水泥砂浆，地面也是，粗糙而原始。所有人、所有活动都在客厅里进行。小儿子3岁多、不到4岁的样子，想看电视。他扯着电视的视频线，请他父亲老何帮忙。老何说，他正忙着，没时间，等到晚上，再说吧。

我给老何看我带来的“宝石”，他说，只有一块是南红，其他的，都是石头。老何的夫人替我惋惜，说白花了那么多钱。在此，跟着老何学手艺的安徽宿州的王先生，也有同感。我真不介意。我说，就当支援了西昌的经济建设了吧。再说，哪儿有不交学费，就学到本事的。

老何说：来得都是客。咱们先吃，再干。要招待我吃正宗的彝族烤乳猪。

我说：早知道吃大餐，我就把我同学小崔也带来了。他可惜了，没口福啊。

老何说：他这个烤乳猪，才是正宗的，比街上卖得味道更好。

我坐在沙发上，老何给我倒了一杯茶。茶，是好茶，是四川的竹叶青。但是，杯子的内壁，有明显的痕迹，是什么，也不清楚。想想“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俗语，我当啥也没看见，直接开喝。

老何的夫人，在客厅正中间，支起了彝族火塘；安徽宿州的王先生，在客厅的一角，叮咣叮咣地清理机器——打磨南红产生的沙土、石屑；孩子们在屋里来来往往。除了最小的男孩，另外的女孩，我还辨别不清。清出来的沙土，有满满一脸盆，王先生说：看，这要加工多少南红，才能有这么多啊。老何，可是赚了大钱了。

我和老何闲聊，问他彝族的婚俗和习惯。他说：彝族有自己的婚俗，不过，近年也受汉族的影响。文化嘛，还是汉族先进，向汉族学习是应当的。有的汉族人，不养老人，骂自己的父母老不死的；这种坏习气，有的彝族人 ，也学来了。

彝族不分家。儿子大了，父母会为他盖房子，分一块地，送他日常用具，如家具和锅碗瓢盆，让他单独过。大一个，走一个。只有最小的儿子，留在老人身边。老人的家产留给最小的儿子，养老也是最小的儿子的职责，其他儿子就不管了。

我说：这个婚俗，和藏族一样。

老何说：哎，可是，近年来，有些自立门户的大儿子，还回来和老人要家产，要平分财产。

我说：这是汉族的习惯。

他说：这不对啊。你自立门户的时候，老人已经给了你一份了。以后好过难过，都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我以为然。我说，这也是财迷。

火塘正旺，烟气直接升到屋顶，又四散；摊在铁架上的猪肉，在炭火的炙烤下，吱吱地冒油，油滴洒落在炭火上，卷起一股股的火苗。老何问我喝酒不，我说不喝酒。老何的夫人，则一边烤乳猪，一边拿着一瓶啤酒，直接对喝。她身材高大、皮肤黝黑，性格直爽，天性乐观。我在的时候，一直说着笑着。

老何夫人端来两碟子辣椒，乳猪也好了，端上来一盘子。老何招呼宿州的王先生，一起来吃。王先生说他吃过午饭的，不饿。

老何说，我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吃。他手抓起肉，蘸上辣椒，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说：这就是我们彝族的吃法，是正宗的彝族烤乳猪。

鲜红的辣椒，和黑乎乎的猪肉，颜色倒是经典的“红与黑”——我也学老何，只是，我没上手，而是用筷子。我挑了三块，一块瘦的，一块肺叶，一块带猪皮、肥瘦相间的，浅尝辄止。老何热情地劝我再吃，我说够了够了。辣椒多且红艳，但并不辣。

老何的小儿子在他身边磨蹭，想喝饮料，还端起老何的杯子闻一闻。知道不是酒，就放下。要老何喂他肉吃，老何说，要吃自己吃。

小儿子说：太烫了。他不能拿。

我几乎笑出来，觉得小孩子的诡计，真是了得。因为，肉上桌，至少有半小时了。烤肉，绝不会热，别说烫了。但，小孩子就能想出这样的理由，真是奇才。

老何说，我吃得太少了。看他，一个人就把一盆肉全干掉了。剩下一块的时候，老何问他老婆，她们够不够。此时，老何的孩子们聚齐了，围着炭火，也在吃烤乳猪。老何的夫人说，她们够吃了。于是，老何干净利索地把最后一块肉狼吞虎咽地消灭掉。用卫生纸擦擦手，准备干活儿了。

我和彝族同胞们聊着，同时拍了若干照片，实况转播到微信圈子。

远在北京的一位女同学说：真好啊。

我回到：图片也会欺骗。

她问：为什么？

我说：你只看见了彝族孩子的笑脸，炭火盆和肥美的烤猪肉，却不知道其环境之恶劣。我的手机屏幕上，落满了烟灰，还有点点滴滴的油烟。我离炭火盆，有三米多远。可想而知，整个客厅之沙发、电视以及其他家具上，莫不蒙尘扬灰？

再有，屋里没有卫生间，安徽宿州的王先生领我去到外面。卫生间之肮脏，举世无双；到卫生间路不远，不到100米吧。还有一个拴着铁链子的饿狗，在途中拦路，其气势汹汹、气焰嚣张足以令人胆寒。因此，之后，我再去卫生间，就只好在野外解决了——野外，是一大片绿油油的麦田；再往上，是一个半坡地；半坡地，散落着彝族同胞之民居，是那种低矮的、旧式房屋，而不是我所在的钢筋水泥的楼房。

老何打磨我带来的原石，王在琢磨他的一个球星石头，嘈杂的摩擦声、纷飞的土沫瞬间又占据了屋子的一角。火塘里余火还旺，老何的两个女儿，在火塘边上，放了几个土豆。老何的两个女儿、老婆和我，围在一起，烤火闲话。

此时，一个戴着单帽子的女人，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帅气的小男孩。男孩年龄在十岁上下，面有光泽，眼睛乌黑发亮、炯然有神。女人的帽子上，有一圈极廉价的玻璃珠子，闪亮，引人注目，却并不美观。她和他的儿子，并没说话，直接坐在火塘边，加入了烤火的队伍里。

我问那个男孩，和老何家的女孩，是不是同学？

他说：在一个学校，但不是同学。

我开玩笑说：你看上他们家哪一个女孩了？男孩笑而不答。

我又对老何的女儿说：男孩可是很帅啊，你们没有喜欢的？

老何的女儿说：我怎么没有看出他帅来啊！我只知道是老何的女儿，可到底是老几，我说不准。因为，老何的第三、第四、第五个，都是女儿。年龄也接近。老何的大女儿、二女儿，一直没见着。

塘火的温度，在下降，可谈话的气氛，却是十分热烈。加上，老何和老王的机器轰鸣，一幅热气腾腾、欢闹的景象。

知道我从北京来，戴帽子的女人说，她去过北京。

我问：在北京做什么？

她说：干建筑。

我说：那可是很辛苦。你也能做吗？

她说：我不做建筑，我给他们做饭。

我说：怎么现在不做了？

她说：冬天了，太冷，就放假回家了。明年开春，再去。

我说：还去北京吗

她说：明年去山西，不去北京了。老板去哪儿，他们就跟着老板去哪儿。

我说：你和你丈夫走了，孩子们怎么办呢？

她说：孩子，就跟着奶奶。她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就是眼前这个，还有一个女儿，更小。只是比老何最小的儿子大，有六七岁的样子。也都在读书。

如此，我们也不难明白，中国农村的状况。除去特大都市的郊区，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之外，所有中国农村，已经毫无例外地被卷入了市场的漩涡中。地无分南北——我的老家河北，和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人无分种族和语言信仰，谁也逃不过。土地，曾经是农民的根儿；但是，这个根儿，再也难以养活其上的农民。

他们都别无选择地离开了家，必须进城；不进城，就必须受穷。可是，城市也不是他们的家。城市的高楼，是他们盖起来的。但是，不是为他们盖的。他们的收入，一辈子也买不起城里的房子。

我再问她：你还不回家做饭吗？

她哈哈地笑了，说，我家就在对门。原来，她和老何是邻居。难怪，她进门，也没打招呼。

她问我：怎么一个人出来玩儿呢？没带老婆和孩子吗？

我顺口说：我没结婚。

她说：给你找一个彝族女孩吧。

我说：好啊。

宿州王先生插话：彝族的婚姻，就是简单的买卖关系；花了钱，女孩就跟你走。老何，就是两老婆。两个老婆，都是买的。

老何并不反对，说：是啊，大老婆花了40万，二老婆花了60万。二老婆，就是现任老婆。

于是，我明白了，老何的5个女儿、1个儿子，是两个老婆生的。大女儿和二女儿，是大老婆生的，现在跟着大老婆。这也是我只看见三个女儿、一个儿子的原因。

我说：价格可是不低啊。我没那么多钱。

宿州王接着说：彝族女孩好啊！彝族女孩极忠诚的，嫁给你，就跟定你了。你去哪儿，她跟到哪儿啊，不会有二心。要是她不能生，还能退回去，此时，娘家是要全额返还彩礼的；要是女孩跟着别人跑了，娘家要加倍还钱的。

老何附议，说彝族人是极讲规矩的，不会骗人。女儿跟他人跑了，女方家里为了补偿男方损失，必须要加倍赔钱。

我说：那我希望她跟着别人跑了。

众皆大笑。第二天，我去彝族历史博物馆，看彝族史料，有类似的条款。足证，老何他们所言不虚，也可说明习俗之稳固性。制度变了——从农奴制进步到共和；时间变了——农奴制度崩溃，有70年了。可是，婚俗没变。

老何的工作，进展很快。他的身上，有一层沙土，胳膊和胸前最重。我和他老婆说：打磨的时候，要戴口罩。否则，大量微尘进入肺里，会引起尘肺病。他老婆说：他有口罩，可是他不戴。

打磨之后的南红，并不好看；可是，一抛光，就色彩斑斓，和宝石一样熠熠生辉了。

我说：有这么一块，也值了。

老何说：也是。这一块，卖得话，也能值300。卖500，也不是不可能。

我说：卖，是不卖了。留着玩儿吧，当个纪念，纪念我见证其生产的全过程。

原石，经过老何的加工，通体艳红，纹理自然，煞是好看。而且，是一个心型的造型。送人的话，寓意也很好。

我说：太好了，太好了。我给你200元工钱。

老何说：50，加工费50元，用不了那么多。

我说：算了算了。100元是加工费，另100元，是给你儿子的压岁钱。过年了，给你儿子一个红包。再说，我在您这里吃了烤乳猪呢。饭钱，我也付了。

老何和他儿子说：叔叔给你压岁钱呢，谢谢叔叔啊。

我说：你赶快拿去吧。拿去买好吃的。你不要，你姐姐就拿走了。

小儿子过来，拿了钱，高兴地出门去了。

天早黑了。我和老王赶紧起身，去赶返回西昌市里的最后一班公交——路边，彝族特有的烧烤，生意正好。每一处烧烤大排档，都弥漫着浓烈的黑烟，经久不散。西昌的天，因此，混沌不清。

2015年2月19日，初一，10：13分；

山西，阳泉，父母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