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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崔,在成都火车站等车时,遇到第一位打工者。 

我们去得早,排在第一和第二个。其他人觉得开车还早,均淡定地坐在候车室的长椅上。这时,过来一位扛着大包的妇女。

她问我:是去西昌吗? 

我说:是的。 

她说:可是找到了。

我说:您跟着我吧。不会错的。我还可以帮你背包。

她说:那可谢谢了。她虽是吃苦的人,身体也很结识,可那个超大的行李,还是让她吃力。我这么一说,她松了一口气。

我说:您是回家过年,是吗?

她说:是的。 

我说:您是从哪儿来呢。 

她说:从宁波来。在那边给人家做饭。做两家人的饭,一家是工人的,有四五十口;另一家是老板一家人的。老板家人的,要做得精细,可口;工人的,是大锅饭,就和喂猪差不多。老板开了一家塑胶厂,雇佣了四十多个人,她也是之一。不过,她是负责做饭的。

我说:那可是辛苦啊。四五十号人,工作量不小啊。只是你一个人吗?采购买办,您也做吗? 

她说:我不。我只负责做饭,采购是另一个人的事儿。

我问:那么辛苦的工作,吃得消吗?会生病吗? 

她说:不辛苦。和在家种地比较,也不辛苦。生命在于运动。我打工八年了,一次都没有病过,连感冒也没有。老板一家都感冒,也传染不了我。我身体好,不生病。 

说着,她脸上掠过自豪的微笑。 

我不是领导,但是,关心老百姓疾苦的。再问:您和老板之间有合同吗? 

她说:第一个半年,有合同。后来,就没了。都是口头的,老板人很好,待我也很好。她们老担心我不做了。我要说不做了,她们的孩子也不答应,哭着不让我走。才去,一个月1200元;现在,涨到4000元了。我什么花费也没有,吃他们的,穿他们的,用他们的,洗发水,也是老板家的。还给我买衣服,买了好几件,我都不喜欢。我还是喜欢穿我自己买的衣服。我就把衣服带回来了。

她指着大个子的行李,示意衣服都在里面。

她接着说:宁波那边真是有钱啊,都是有钱人。老板的孩子花钱,都是没数的。老人给孩子零花钱,一给都是一百两百的,也不问花哪儿了。今天给了,明天接着给。孩子的零花钱,比我工资高。 

我没插话,可我对这种教育孩子的办法,存疑。老说中国教育不好,其实,中国教育之不成体统,不只是教育部门的事儿,是学校的毛病;中国的家庭教育,一样不堪。其中,溺爱和毫无规矩,是两大表象。

我问有拖欠工资的事儿发生吗?

她说:没有。老板也不敢拖欠,要是拖欠了,打个电话,就会有人来帮助要钱。

我问:往哪儿打啊? 

她说: 电视上有。就往电视上那个电话打。

这是我没想到的。因为,拖欠工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政府头疼不已。我和小崔说:这大概和宁波那边的劳动力供给有关。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者就处于强势地位。再拖欠工资,就没人去了,企业就做不下去了。 

我问她多大了,还要干几年? 

她说,今年五十八岁了,计划再干五年,到63岁,就不干了。她还强调,只是自己计划,没和别人说。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如何。 

我说:你可是你们家的大功臣啊。给家里挣了一大笔钱,还带了不少礼物回来。我指指她的行李。 

她很腼腆地笑了,说:明天一早就见到他们了。为了接她,家里人今晚就住到西昌市里的宾馆了。 

开始检票了。我帮她拖着行李,进站。即便是拖着,两个人,也不轻松。上台阶的时候,除了我帮忙,又有一个小伙子,搭了一把手——大概是受了我的感染吧。我们在4车厢,她在11车厢,距离不近。 

小崔把我的背包,拿走了。我一直把她送上车,安置下来。行李太大,行李架放不下,只好放在卧铺车厢两个座位之间。 

临走,我很小心眼地想,我这也算做好事了吧,怎么没见给雷锋叔叔拍照的记者同志们呢?雷锋每做一件好事儿,都事无巨细地被记录下来了。我做好事,也不是一件两件了,怎么一次也没被曝光呢? 

这,是不是一个问题? 

我想是。你们可以说不是。

我做了多少好事呢,小崔同学说,我做了一路——从西昌到成都的路上。这只是其一。

我不会为曝光、为沽名钓誉而去帮助他人,我只是质疑雷锋同志为什么做好事都那么巧呢?或者,他带着随行记者?或者,是后来摆拍的。或者,还有或者。

2015年2月16日星期一

春节假期,山西阳泉,父母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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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刘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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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省井陉县人。天津大学工学硕士,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以科学思维,阐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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