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士道，日本和中国，有各种解读。据我看来，有两种倾向：一是神圣化；认为武士道多么多么崇高，武士多么多么忠诚，为了大名和将军的利益，可以舍弃一切，以切腹为代表；二是神秘化，把不属于武士道的上古传说、江湖秘技、武术绝招和神话故事，都贴在武士道上。

武士道既不神圣，也不神秘。换言之，日本人并不崇高，也不智慧。究其实，武士道是一种以利益为根本的封建依附关系。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论》中，指出：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它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意，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食禄、报恩、封建制度，戴季陶先生抓住了武士道的关键。有什么样的制度，就会塑造什么样的人格和品行。忠诚，并非人的本性，自私才是。如果说，武士道精神的第一要求是忠诚，我们就历史地分析一下日本武士的忠诚是如何炼成的。

战国乱世，“下尅上”风行。最著名、影响日本历史进程的背叛，就有两起。

其一，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的家臣明智光秀，包围了信长所在的本能寺，逼迫其主君织田信长自杀。信长自尽之前，跳舞吟诗，感慨万千：人生五十年，云云。不过，他并没有大骂明智光秀，而是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无关是非。后世将这一重大事件命名为本能寺之变，“变”不是“叛”，也说明当其时忠诚并非武士必然要求。

其二，关原之战中小早川秀秋，临阵倒戈。关原之战，是以德川家康为首的东军，和以丰臣秀吉的家臣石田三成为首的西军的决定性一战。小早川秀秋是丰臣秀吉的养子，和西军一起从大阪开拔到关原主战场附近的松尾山驻扎，准备和德川家康对决。但是，开战之后，小早川秀秋居高临下，静观其变，迟迟不出兵。直到德川家康下令向其开炮，催促其出战，他才背弃西军，反戈一击，导致东西方势力对比发生逆转，东军打败西军，德川家康从此独霸日本。

在中国，春秋无义战；在日本，战国无正义。没有一个大名，也没有一场战争是为正义而战的。没有正义，也就没有背叛。明智光秀、小早川秀秋，均如是。不仅如此，丰臣秀吉、德川家康也是叛臣贼子。信长死后，丰臣秀吉上位，成为“天下人”；丰臣秀吉死后，德川家康作为五大老之首，也将其誓言抛在了九霄之外，别说忠诚于丰臣秀吉之子丰臣秀赖了，反倒是步步紧逼，将丰臣秀赖母子逼上绝路。

这不是说忠诚不是美德，而是说，在忠诚和成功之间，武士们更愿意选择成功。明智光秀和小早川秀秋的背叛，都有追求成功的诱因。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之背弃旧主，另立幕府，也是梦想建立家天下。

此一时彼一时也。

战国乱世之后，丰臣秀吉将日本列岛收入囊中，天下一统。可是，秀吉去世得太早了，德川家康成了最后享用年糕的“天下人。”和平取代战争，秩序压倒动乱，武士们也开始讲“仁义道德”和君臣本分了。除了练剑，武士最重要的功课是四书五经。武士道粉墨登场了，德川家族是其大力倡导者。道之为道，非一日之功，必须有一系列制度为其保驾护航。

简言之，有利诱、威逼、世袭和情感投资一套组合拳，配合使用，才使武士道不仅成为武士的道德准则，也成为日本人道德的重要构成。

下面，分述之。

先说利诱。

丰臣秀吉成为“天下人”、也就是老大之后，手下有五大老，分别是德川家康、毛利辉元、上杉景胜、前田利家和宇喜多秀家。德川家康拥有全国最大的领地，价值240.2万石大米，比秀吉都多。丰臣秀吉有多少呢？220万石。在中国，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儒家思想主导下，这不是僭越吗？是要掉脑袋的。和珅在自家宅子里，用了几块金丝楠木料，就成了其二十大罪状之首，丢了性命，满门抄家。

德川家康之领地和财富，比他的上司秀吉都多。丰臣秀吉可是“天下人”啊，天皇也是靠丰臣秀吉供养的。离开秀吉，天皇及其公家集团，只能喝西北风了。

家康和秀吉的财富对比，会带来两种倾向：一种是，哎吆，我比上司、最有权力者，挣得都多。这是多大的荣耀啊。士为知己者死，我肝脑涂地也要效忠秀吉。另一种是，别看你比我有权，但我比你有钱有实力，现在机会不好，我猫着，屈居人下。只要风吹草动，我就随风而起，把你打翻，取而代之。家康就是第二种心态。他也是这么做的，且，成了。

秀吉死前，他曾经在秀吉面前宣誓、画押，作为五大老之首辅助秀吉的儿子丰臣秀赖，但，秀吉死后，丰臣家孤儿寡母，家康就开始找茬，终于经大阪冬之阵和大阪夏之阵，逼迫丰臣秀赖和他的母亲自杀。家康上位，从天皇手上接过了“征夷大将军”的封号，取代丰臣秀吉，号令天下。可见，武士道之忠诚，仅仅是幕府和将军，为了约束大名和下级武士，所制定的不平等的道德规范。

家康之外，其余四位大老的领地，也价值不菲。毛利辉元拥有112.5万，居第二；上杉景胜第三，有91.9万石；前田利家第四，有76.5万石；宇喜多秀家第九，有47.4万石。这就是封建，是分蛋糕；秀吉是“天下人”，手里拿着刀子，只有他有切蛋糕的权力。不过，秀吉只把蛋糕切成几大块，赏给大名，以换取大名的忠诚和对其统治日本权力的认可。再往下，就是大名们的权力了。大名，不会把所有领地都攥在自己手里，还会继续切分“蛋糕”，以建立大名和家臣之间的主从关系。

如此，由金字塔之顶端丰臣秀吉，到大名、到家臣、到家臣的家臣，构成一个利益传递的链条。下级的口粮，由上级恩赏（日语，也有这个词，含义也一样）；下级为了那份口粮，自然要效忠。简单来说，武士道之忠，是尽忠于自己的饭碗；是利益导向的，无关道德，更谈不上有多高尚。

正因为武士道是基于利益的，而不是基于说教的，才使其异常稳固。如果仅仅是道德说教的话，早被日本武士和日本人抛弃了。日本人之忠诚，举世皆知，因为，他们有悠久的武士道传统；中国人之虚伪欺诈，也放之四海，也因为，我们有更悠久的儒家说教。

有恩赏，也有罚没。如果有功，大名和武士，可以从上司得到赏赐；反之，干得不好，也会被没收、削减和调任封地。

没收，是最严重的惩罚，类似中国古代的抄家。可，比抄家可怕多了。因为，中国官僚，领的是俸禄，只管自己，没有庞大的家臣团。一人被抄家，所波及的，是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最多是九族。日本大名，一旦被罚没，所涉及的则是一个国家。虽然国家的规模不大，但，还是要比中国的家和家族大一个数量级。

以最著名的赤穗四十七义士为例。

1701年3月14日，赤穗藩藩主浅野长矩和幕府礼仪官吉良义央发生争执，长矩用刀刺伤了吉良。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命令浅野长矩切腹，且，没收了其领地。赤穗藩领地价值53000石，浅野长矩被罚没之后，其家臣团也全部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成为浪人。所谓“浪人”，一是指没有主君雇佣，二是指没有任何收入，即失业的武士。

浅野长矩的家臣，包括首席家老大石良雄1500石，次席邱野一郎长知850石，末席家老大野九郎650石等，一夜之间，都没了口粮。同年12月14日凌晨2点，在江户，在一个大雪纷飞、滴水成冰的夜晚，首席家老大石良雄率领47名家臣，攻入吉良义央宅邸，以杀死16人、杀伤23人、己方无一人受伤的压倒性优势，取下了吉良义央的首级。

当时，已是第二天早晨，太阳升起，大地一片雪亮，47名义士得胜而归。上午8点，以大石良雄为首的义士，到菩提寺万松山的泉岳寺，将吉良义央的首级供奉在主君浅野长矩的坟前，报告复仇成功。他们一一烧香，为主君祈福。之后，放下武士刀，静坐，听候幕府处置。

或有人问，他们为什么不跑呢？问题是，往哪儿跑？跑了之后，又靠什么为生。不是说，活不下去，而是，对任何一个有荣誉感的武士而言，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比死亡更加令人难以接受。

以大石良雄为首的家臣团，无处可去，源于丰臣秀吉1591年颁布的一项法令。

绝不许雇佣任何没有向上官请假而擅自离开的军人——不管他是武士还是小者。【对于寻求雇佣的军人】要进行详尽的审核，并且【为他】安置保人。如果受审核的军人有主人，并且有人举报，要拘捕他并且交还给他先前的上官。如果违反法律，允许这样的人逍遥法外，将有三个人头落地，其首级将被送往【先前的上官】，以替代该人。如果不下命令送出三人【首级】，新的雇佣主将受到审判，毋须询问【案件的】是非曲直。（资料引自玛丽.伊丽莎白.贝里著，赵坚、张珠江译《秀吉》）

可见，武士要离开旧主人，寻找新主人，几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可能，就是成为浪人。因为，没有旧主人的介绍信，任何一个新主人，都不会雇佣你。武士之专业，就是打仗。不能打仗，能不能干点别的呢？答案是不行。

如果有任何人，包括奉公人、侍、中间、小者和荒子（均为下级武士的名称，后三者是下级杂兵），自上一年（1590年）七月的奥州战役后，成为新的町民（日本中世的商人）或者农民，村民和町民们应该进行核查，绝对不能加以庇护。如果有任何隐匿，整个街坊及其区域将受到审判。（同上）

就是说，武士就是武士，职责就是打仗。如果，你不想干了，想做买卖，想当商人，不行；想解甲归田，种地当农民，自食己力，也不行。不仅不允许你那么做，如果发现了，你藏身的村庄和町（街区的最小单位）都要受牵连。

所以，一个武士只要未经允许而离开其所在的藩国，就算是与日本社会彻底决裂了。当武士，没人敢要；做商人，不会算账；除去专门给大名记账的武士之外，武士是不学会计的。记账的武士，名义上是武士，但在武士当中，地位低下，是被武士阶层歧视的。去乡下种地当农民，更不行。丰臣秀吉推行太阁检地，每一块土地，都是有主的；每一块地，都负担着人口和税赋。多一个人，分人家土地和口粮，村落和农民是不会答应的。

对武士而言，“背叛”意味着死亡；不是自然人的死亡，而是社会人的消亡。浪人之生存状态，和《水浒传》中卖刀的杨志一样，四处流落，穷困潦倒。可，有一点不同，杨志的刀还能找到买主，换口饭吃；日本浪人连刀也卖不出去，因为，武士之外的人，是不允许带刀的。换言之，比起杨志，日本浪人的日子更难过。

再说威逼。

威逼的主要手段，是扣押人质。扣押人质，又分两种。一是藩国大名扣押家臣的妻子儿女，作为人质；二是，作为武家之首的将军如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扣押大名的家眷，为人质。前一种，保障从最下级的武士到首辅大臣为止的武士集团，对各藩国大名的忠诚；后一种，保障了大名对将军的忠诚。如此“双管齐下”，遂将整个武士集团，塑造为一个主从关系明确的利益共同体。

丰臣秀吉时期，战国乱世接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因此，秀吉向各大名索取人质抵押，较为随意。他要多少人质，保留多长时间，以及置于何处，均是秀吉个人决断。1589年9月，他在小田原战役之前，“召集”诸大名的妻室子女至京都；1592年，入侵朝鲜之前，他命令遣送人质到大阪；秀吉最后一次索要人质，是在其死前几天，发给其家老的：秀赖（秀吉的儿子）入大阪城，诸将妻子当迁徙大阪。

将人质抵押规范化、常态化的，是德川家康制定的参勤交代制度。幕府规定，各地大名必须在江户建立自己的宅邸，妻子儿女等家眷长居江户，未经幕府许可，不得离开江户。大名则两头跑，一年住在江户，下一年住在自己的藩国。江户时期的日本，常见这样的景象，通往江户的五大道（江户到日本各地的干道，如东海道是江户到京都的官道）上，参勤交代的队列络绎不绝。特别是领地百万石以上的大名，参勤交代的人数达四五千人，队伍绵延数公里，蔚为壮观。

参勤交代的用意很明显。一，地方藩国，必须以自己的妻子儿女为抵押，以示对德川幕府的忠诚；二，弱化大名和藩国的联系，避免其树大根深，自成山头；大名有一半的时间，不在地方，所以，大名就不得不将自己的控制权，让渡给自己的家臣，委托其管理藩国。三，消耗大名；在交通不便的江户时期，从山高路远的日本各地去往江户，靡费颇高。以京都到江户为例，步行要53天左右。德川家康设计这样一个“折返跑”，让大名在江户和日本各地之间来回奔波，几个回合下来，就马瘦毛长，气喘吁吁了。

和参勤交代比起来，藩国大名对其家臣的人质索取，就简单多了。一国一城——一个藩国，有一个城堡，大名及其家眷住在以天守为核心的内城，日语叫内丸，或叫三丸；内城周围，有石头砌成的高耸坚固的城墙和深不可测的壕沟为屏障。武士集团，围绕在内城四周居住，呈拱卫之势；再往外，是商人居住区，也叫城下町，百工杂役、店铺地摊、歌舞伎花柳巷，汇集于此。

这是平时。

战事一开，藩国就进入紧急状态。战时，由于，内丸有完善的防御设施和物资储备，如水井、粮仓、射击孔和坚固的掩体等，于是，武士的妻女和年幼上不了战场的男孩，均集中在此躲避战火。大名一家，住在天守。天守，是最后的根据地，也是瞭望塔和制高点；登高望远，战况如何，一目了然。

凡事，要两面看。在内丸的武士家眷，一是躲避战事，另一方面，也是武士交付给大名的人质抵押。武士之身家，全掌握在大名手里，哪一个武士敢不奋勇向前？不为大名而战，难道不为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年幼的儿子而战吗？立了战功，不光是自己的荣耀，家族和后世将世袭这份光荣。所以，日本武士才个个奋勇向前，绝无胆小怕死，或临阵脱逃者。

之上，是威逼。

如果，武士道完全建立在利诱和威逼之上的话，也是不可靠的，也无法解释赤穗四十七武士之义举。毕竟，威逼和利诱是强制的，是一种外在约束。没有发自内心的、为主尽忠的道德感，在藩主已被幕府命令切腹、失去对家臣团控制之时，四十七个武士是不可能团结一心，卧薪尝胆，誓死为主君讨个说法的。

“士为知己者死”。主君如何让武士把自己当作“知己者”呢？尊重和宽恕。

尊重，不是说好听的，不是忽悠你。不是和你说，你是主人，我是为你服务的，而是落实在利益上。有一个石田三成的例子。石田三成有一个家臣，叫岛左近，对三成尽心竭力。对此，连三成的主君丰臣秀吉，都不明白了。他问三成为什么岛左近对你那么忠心呢？三成说：没啥，他的俸禄和我是一样的。我两万石，他也两万石。秀吉默然不语。

如果，主君能将俸禄的一半分给你，你和主君不同工却同酬，你除了赴汤蹈火之外，还有啥好说的呢。果然，关原之战中，和石田三成战斗到最后的三名家臣之中，就有岛左近。岛左近，早已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他唯一所期望的，就是为知己者奉献自己的一切。

不止对下属，对曾经的敌人，也要宽恕。丰臣秀吉武力征服九州和四国，其后，藩主仍复原职，保有其领土和人民；只有宽恕，才可以赢得人心，才能获得真正的忠诚。德川家康没有秀吉宽厚，但，在其捧得“天下人”封号之后，也没有对敌手赶尽杀绝，而是只要臣服，一切照旧，藩主还是藩主，家臣还是家臣，绝没有中国式的斩草除根和痛打落水狗。这一点，和康熙削藩对比一下，高下立见。

极权和帝制，是封建制度的反动。封建是分权的，自己有也让别人有；帝制是集权的，自己拥有一切，其他人一无所有。其他人的一切，都要靠皇帝恩赐。知道了这一点，就明白为什么在一个封建制度早已被秦始皇灭掉2000多年的国家，还天天把反封建当作头等大事了。

三代将军德川家光的乳母春日局，之所以甘愿为德川家族奉献，其实，是德川家康善用宽恕之道的结果。春日局，和三代将军家光的母亲阿江，有血仇。春日局的父亲斋藤利三，是明智光秀的重臣。明智光秀和斋藤利三，在本能寺之变中，逼死了织田信长。织田信长是阿江的亲舅舅，也就是春日局的父亲，杀死了阿江的舅舅。

织田信长是战国第一武士，有他的照应，阿江一家风光无限。但是，信长一死，“世界改变了模样”。丰臣秀吉为了取代织田信长，率军攻打柴田胜家，逼迫阿江的母亲、信长的妹妹阿市自尽。看着自己的母亲消失在爆炸引起的浓烟和火光之中，那种惨痛的记忆，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难以忘记的。这一切的起源，都是因为信长被害，而主犯之一，就是斋藤利三。

现在，斋藤利三的女儿，要当自己儿子的乳母——等于用仇人的乳汁养育自己的儿女，这是阿江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的。但，德川家康不计前嫌，他看中了春日局的才华，坚持雇佣春日局为自己孙子的乳母，并担负教育的职责。

家康这一招，一箭双雕，既显示了自己的宽容大度，同时化敌为友，收服了春日局的心。春日局在德川家，一干就是四十多年，为德川幕府可谓奉献了自己的一切。为了专心工作，她和丈夫稻叶正成离了婚；为了拯救重病的德川家光，她不顾自己被传染的危险，用嘴给家光喂水；为祈祷家光早日康复，她用冷水浇身，以苦行感动佛祖。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报答德川家康的宽恕之恩。

凡此种种，不能说没有物质的成分，但最重要的，还是情感投资，是大名和主君，在情感上获得下级武士的认同，使武士心甘情愿、无怨无悔地为领主服务和奉献。世袭制，更是将大名和家臣、大名家和武士家紧密联系起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名和家臣，世代相袭，结成了“鲜血凝成的友谊”。

还以春日局为例。

春日局，原名斋藤福，26岁那年，自己最小的儿子出生不久，就由京都到江户，成为德川家康的孙子竹千代的奶妈。此后，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春日局历经一代将军德川家康、二代将军德川秀忠和三代将军德川家光，不仅掌管德川幕府的后宫大奥，且，成为联系天皇为首的公家和将军为首的武家的重要人物。

春日局深得德川家康信任和喜爱。在三代将军的选择上，德川家康甚至将自己亲儿子、二代将军德川家光的建议扔在一边，支持春日局一手带大的竹千代为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春日局的大儿子稻叶正胜，比三代将军大八岁，从小，是三代将军竹千代的玩儿伴和保护人；三代将军执掌幕府之后，成为其最重要的家臣。可惜，其过于操劳，英年早逝。不过，其职位由其儿子继承，也就是春日局的孙子，自小就继续为德川家族效力。

春日局的小儿子稻叶正吉，是三代将军家光的弟弟德川忠长的小姓。即：春日局的两个儿子，分别是德川家康的两个孙子的贴身侍卫，之后，与其主人一同成长，成为主人最得力和最信任的家臣。德川忠长因为谋反，被判监禁，后，难以忍受鸟笼一样禁锢的生活，切腹自尽。为此，春日局的小儿子稻叶正吉颇为内疚，痛感自己没有尽到家臣的职责，同时，也怨恨自己的母亲春日局和哥哥正胜，没有出手相救，整日郁郁寡欢，终随主君而去。

春日局的丈夫，名为稻叶正成，因春日局进入大奥奉公，也获得德川家康的赏赐，领有美浓一万石的封地。不过，正成获封，并非由于春日局，而是他在关原之战中，力劝其主君小早川秀秋背弃西军石田三成，转而支持德川家康，才使得家康有机会登顶天下人。正成在其封地，与百姓关系十分融洽，免了不少租税。所以，在东京专门供奉稻叶正成的神社，除了稻叶正成的牌位，还有很多当年受其恩惠的百姓，将自己祖先的牌位安放在此，以陪伴稻叶正成。

稻叶正成的子孙，做山城国淀藩的藩主，直到明治维新。也就是末代将军德川庆喜，大政奉还之时。

可见，春日局一家和德川家康，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世代交好。重复博弈下的最优选择，是诚信而不是欺骗，是忠诚而不是背叛。日本江户时期的封建世袭制，构建了将军—大名—家臣之稳定博弈关系；稳固的博弈关系，也诱发了良好的道德规范的产生。

这就是武士道。

最后，说一说武士道和天皇是啥关系。

中国人以为，武士道是效忠天皇，实际的情况，正相反。自古，日本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但，在平安时代末期（12世纪），以源赖朝为首的武士集团，打败了贵族阶级的实权派平清盛一族，建立了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之后，历经室町幕府、江户幕府，实权一直掌握在武士集团手中，是武士阶级抢了天皇的饭碗。

或言之，日本政权是“双核结构”的，一个是以天皇为首的贵族集团，一个是以将军为首的武士集团。天皇和贵族，对将军和武士，恨得咬牙切齿，可没办法啊。既没有军事实力，也没有经济实力，只能委曲求全，否则，将军和武士们很有可能“踢开天皇闹革命”。

这就是说，武士道之忠诚，绝不是忠于天皇，而是忠于将军。将军，才是武士集团的老大。如果，一个武士说自己忠于天皇，那就是活够了，非被其他武士灭了不可。反过来，天皇也不会领情的。天皇会说，忠于就是抢我的饭碗吗！

所以，原本，武士道和天皇，没一点关系。有关系的话，也不是正关系，而是负关系。天皇和武士，是对立的；天皇和武士道，也是水火不容。

武士道和天皇挂钩，是幕末的事情了。此时，黑船来航，日本列岛内外交困，谁之过？肯定不是天皇的啊。因为，天皇不掌握实权。实权在幕府手里，在将军手里，自然该找将军算账。于是，不满现状的下级武士们开始造幕府的反。造反，怎么也要个显眼的旗帜啊。好几百年坐冷板凳的天皇，又派上了用场。

结果是，末代将军德川庆喜下台，隐退，天皇重新成为日本政治的中心。武士集团集体反水，由效忠将军，转而效忠天皇。

这才有了甲午海战、日俄战争和二战期间，日本军队效忠天皇的集体表演，但，这都是故事的尾声了。武士道的开端，根本没天皇什么事儿。

2015年7月5日，11:10分

北京，家中

2015年7月9日，11:00

办公室，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