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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人类之间的辩论数不胜数,但并不都是逻辑问题。

普通人之间低水平的争吵,自不必言。实际上,很多著名人物之“论辩”,也带着大量的情绪化用语,夹枪带棒,远超出了逻辑的范畴。如鲁迅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就是彻头彻尾的谩骂。

本文试着将和逻辑无关的辩论方式,做个列表,供人参考。

第一、诉诸人身

古代圣贤之中,孟子以善辩著称。今天在我看来,孟子之辩,不是不合逻辑,如“人性之善犹如水之就下”,就是涉及人身攻击的谩骂,例如他对杨朱和墨子的反驳。

孟轲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杨朱“为我”,旨在视个人生命为第一要义,反对别人对自己的侵夺,也不侵夺别人,孟子把它说成是目无君主。墨子“兼爱”,是普遍、平等地爱每一个人,不受血缘远近和高低贵贱的影响,孟子却把它说成是目无父亲,而无父无君又被等同于禽兽。

我一再说,儒家的学问,都是半截子,不能向上追溯;一追究,就露馅儿。

以孟子这段话来说,早期人类,无组织无纪律,四处游荡,肯定是没有国家和君主的,他们是野兽吗?再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人类都是母系社会,人只知道母亲是谁,却不知道谁是父亲,但那也是人类无法回避的草创时期。那时的人,不是人,是野兽吗?

一个例证是,“姓”之构成,“女”+“生”也,人类早期必然是从母姓的,而不是从父,因为,根本就不知道父亲是谁,只能从母。

孟亚圣连这点基本的常识和逻辑,都不懂,就敢破口大骂别人,还被后来的儒家信徒以为得意,并果然成为批判和压制墨学的杀手锏。

孟子的谩骂,是很恶毒的。更可怕的是,那个句式所代表的论证过程。

“无君、无父,禽兽也。”

无君和无父,就能证明一个人、群体是禽兽吗?如上所言,孟子乃信口雌黄。早期人类是母系社会,没有国家和君王,但他们绝不是禽兽,而是人类的先祖。否则,就没有人类和孟子。孟子这种胡话,不是欺师灭祖吗?

更可悲的是,今天,我们能找到和孟子的句式完全等同的表达。

如:你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你有不满、你发牢骚,你说出了我们的短处,你就是给米帝递刀子,你就是带路党,就是汉奸。

这并不是今天的发明,始作俑者孟子也。

第二、诉诸情感

将情感和观点混为一谈,或者以情感之疏密替代观点之是非,也是辩论中一个常见现象。

然而,这也是不对的。

自己所亲、所近、所爱,比如父母、亲友、师长等等,并非完人,也可能出错。

此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为其避讳,甚至美化。另一种是,不问亲疏,指出其错谬之处。

前一种,是符合传统价值观的,即儒家所提倡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俗语叫“家丑不可外扬”,也可以叫情感劫持和绑架。凡是和自己亲近的人,都是对的。就是错了,也不说出来,甚至肆意美化。如鲁迅所说之脓疮:红肿之时,颜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后一种,是现代价值的体现。然而,在中国,要是你要是做了这种选择,就算是“离亲叛众”了;轻者,要被集体批判;重者,就要逐出圈子。

易中天先生将国人的这一习惯,界定为:有亲疏无是非。

如果,以亲疏代替是非判断,那就没有是非可言了。而且,这是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是一种可以不加思考而下结论的模式——三岁的孩子,也知道谁是他最亲近的人!

第三、诉诸立场

以立场决定是非,有一个致命的危险,就是人数多的一方,将成为永远正确的一方;人数少的一方,则永远失去了话语权。

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考察中国历史上的乡村治理,存在着一个永远解不开的死结:村落里的大姓、大家族,始终把持着村落的控制权,并依仗人多势众,对小姓、小家族形成压迫。

因为,没有人可以“背叛”自己的家族,而选择公平和正义,于是,大家族凭借自己的人数优势,为所欲为,自己家族做的,都是对的;即便做了错事、坏事,也是好事。其他家族做的,都是错的。除非这个家族成为本家族的附庸或同盟军。

以立场代替是非的最高境界是,完全放弃了自我思考和是非判断,自己一方说的,都是真的,是不可置疑的。另一方特别是“敌对”的一方,说得都是假的,做得都是错的,即使是对的,也是不怀好意,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我的一个学生,生活在广州近郊的一个大村落。提起他们村主任的选举,他说,当选的总是村中的第一大姓。第一大姓的策略是稳住自己的阵营,即本姓有投票权的人,都会投自己,这是无可选择的。然后,联合第三大姓,打击第二大姓。

这个策略,屡试不爽,使得第一大姓一直把持着该村的决策权,第二大姓即使有好的建议,有杰出的人才,也不被采用。

第四、诉诸权威

诉诸权威,实际上是诉诸“伪权威”。权威,只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离开他熟悉的领域,他也不灵。

然而,公众的认知是有限的,总以为“权威”们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于是,当自己无力分辨是非、优劣的时候,就追随他所信服或喜欢的“伪权威”。这是一种简便的办法,但,却常常被带到沟里去了。

例如董明珠大妈,本身是销售员,掌管格力空调之后,能力大涨,又是搞手机,又是搞芯片,放言:我投500亿人民币,今年投200亿,以后每年投100亿,就不信做不出来。

然而,其豪言壮语过去了5年了,芯片至今没有下文。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崔永元在转基因领域大战方舟子。人们都相信崔永元的话,开始质疑并且不吃转基因食品了。

崔永元是名人,有正义感,也是传媒影视界的权威,可是,转基因是遗传生物学问题,不是崔永元能够理解的。

或言之,在转基因方面,崔永元就是伪权威。

事实上,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全是转基因的;大豆的用途有二,一是榨油,二是把豆粕当作猪饲料。千万吨级的大豆油和豆粕,中国人吃了十数年了,要是有问题,岂不是国将不国了。

然而,这边风景独好。中国人和中国,一天比一天好。

对转基因食物的看法,真正的国际权威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可是,崔永元不去访问,不去问问粮农组织的意见,却凭着满腔热情,去找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佐证。

第五、 诉诸传统

对有5千年历史的古国来说,言必称“我们祖上如何如何”,几乎成了口头禅了。

然而,正如鲁迅所言:从来如此,就好吗?从来如此,就对吗?

如春节放鞭炮,在中国,争执不休。支持者说,这是传统,要保留。还说,不这样没年味儿。

我认为,没有哪一个传统,是从来就有的;也没有哪一个传统,是不可改变的。没有火药之前,不放鞭炮,中国人也过来了,是不是?不好的、坏的传统,为什么就不能改?

有人说,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我说,背叛传统意味着进步。人类的每一寸进步,都是对前人的否定和革新。

要是墨守成规,难不成还要继续钻木取火,继续用油漆在竹简上写篆字不成?继续烧柴草、继续用狼烟传递消息,或者站在高高的山岗上,对着千沟万壑唱山歌传情?

第六、诉诸强力

一个例子是,在中国家庭里,孩子总是错的,家长总是对的。对此,我倒是没有疑问,也不允许有。家长不对,也是对的;孩子对了,也是错的。你只要和父母顶嘴,就犯了不尊重父母的罪过,而这一罪过是所有罪过之中最大的。一个人在家不做孝子,出外就可能犯上作乱。那还了得啊。

我唯一疑惑的是,多数时候,小孩子并不是肚子犯了错,也不是口舌之误,但是,中国家长惩罚孩子的办法,都是不让吃饭。这就是株连了吧——哪儿犯了错,就由哪儿承担!手是手,脚是脚,手的错就打手,脚的错就打脚。下半身的错,不能让上半身承担,反之,亦然。

不让吃饭,是父母强制孩子认可父母观点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是有效的;但是,并不对。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对食物有超强的需求,不让吃饭,小孩子哪儿能扛得住啊。但是,这不意味着孩子是错的,大人是对的。

有一句俗语“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这还是好的,还让你说;最坏的是,根本不让“秀才”说话,听到的只有一种声音——手握强权、身居金字塔顶端的独裁者的圣旨。

但是,回看历史,强权者留下来的真理,寥寥无几。不要说真理了,就是有意、有趣、有用的话,也少之又少。乾隆一生每天写诗,日日不辍,总共有五万多首,然而,传诵至今的连一首也没有。

因此,再强大的军队也不代表有理,更不代表真理,军队是不可能战胜真理的。当然,真理也不可能打败军队,但可以驯化军人。

第七、诉诸神秘

在科学成为主流的时代,神秘主义赤裸裸地登场,是玩儿不下去的。于是,神秘主义化了妆,粉墨登场,不过,略加分辨,还是神秘主义的底色。

圣经里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何况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古国,哪一招数不是先人曾经剩下的啊。

一个自称懂儒学的人,说我没有读完儒家的五经。

读者不觉得这样的陈词滥调很熟悉嘛?

你说《易经》不通;别人说你,没读过,或者没读懂;

你说中医不通,别人说你没通读中医经典;

你说武术不行,有人说,你没遇见真正的高手。

总而言之一句话,你不懂。

为什么你不懂呢?因为,儒学和《易经》、中医和阴阳五行、武术和太极推手博大精深,以至于五千年之后,还有很多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20世纪80年代后期,武术、气功又披了一件科学的外衣,叫人体科学。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加入其中,更使“中医、气功”像坐了火箭一样,平地起飞,直上云天。

为此,我向一个在同仁堂药业集团供职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请教,说:拿什么证明“气”的存在?——需要说明,此“气”不是呼吸的气,而是练功的人运的“气”,是气沉丹田之“气”。

他说:没发现,不能说它不存在。我无语了!

看来,鬼也是存在的。没发现鬼,也不能说鬼不存在啊。

这就是神秘主义在今天的一个变种,和病毒一样,神秘主义也在进化。

其实,化解这种“话术”并不难。科学的规则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没有证实“气”存在之前,就说“气如何如何”,就不是科学,而是伪科学了。

要是真认为“气”是存在的,气功能隔墙打牛,我建议组织一个气功队,去日本,和只有一身肥肉的相扑选手比试比试。相扑选手浑身赘肉,跑不动跳不开,不会闪展腾挪,正好给我们当靶子。试想气功大师一掌出去,相扑选手就飞出了圈,重重地摔倒在地,满地找牙。

可是,怎么没见一个气功师去为国争光啊,真是泄气。

第八、求全责备

每个人都不可能有360度的视角。每个人的观点,都只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对未知现象的观察和认知。

为此,批评他人的观点不全面,几乎是永远正确的,却是最没有价值的。

《史记》全面吗?史记只写了帝王将相,老百姓呢?一个也没写。这样的史书,全面吗?不全面。帝王将相写全了吗?也没有。刘邦项羽笔墨不少,可是其手下,就寥寥几笔。要全面,怎么也要给张良萧何樊哙等等,各写一个小传吧。

但,没有。所以,史记是不全面的。

要做到全面,需要多大的投入?谁才可以做到全面?

以影像为例,每秒24帧,就可以满足人眼的观感了。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说,这是不全面的。因为,1/24秒的间隔之间,是没有记录的。因为,没有记录,所以,是不全面的。

足见,全面不是人可以做到的。

只有上帝和上帝的视角,才可以全面。

任何一个人,都是片面的,但也正因为其片面,才凸显其价值。

人人都是全面的,意味着所有人的见解,必然是一致的,而一致的视角和言论,反倒是毫无意义的。

唯有片面,才有灼见。

每个人贡献出自己的不同见解,然后分享,在此基础上拼接事物的完整图像,才是正确的认知之路。

第九、诉诸资格

天下事,天下人说。因此,资格论要不得。

然而,常有人以“资格论”指责他人,说什么“你有什么资格评论某某某?”

宋代柳永曾戏谑道:奉旨填词柳三变。难道今日还要“奉旨评论吗?”

显然不需要了,这是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是一个人人可以畅所欲言的时代,是一个人人都有资格的时代。

因此,再论他人的“资格”,是老黄历了,该翻过去了。
我读博士,是从计算机软件跨到管理学科的,因此,想补一补经济学的空白。

于是,就去旁听一位著名教授的经济学。

不料,第一次上课的时候,那位著名教授说,以前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同学请举手。我、还有一大批人,都举了手。

我想,著名教授就是不一样。要给我们单独开小灶的节奏啊,心中窃喜。

但是,我想错了。

教授说:你们没有学过经济学,没有资格听我的课,请你们离开。

我着实吓了一跳,夹起尾巴,狼狈逃窜。当然,我们也不客气,被赶出教室的一群,大骂了这个白痴教授——是怕我们发现了他的白痴吧。

由此,联想到爱因斯坦的一个小故事——一个小女孩,担心地球的寿命,就写信给爱因斯坦,问他:地球的寿命还有多长啊。

爱因斯坦回信说:地球已经有了46亿年的寿命了,至于以后还有多久,我们走走看吧。

爱因斯坦没有说:你没有资格讨论这个问题。

第十、诉诸道德

诉诸道德可能是基于这样一种逻辑,好事儿都是君子干的,坏事儿都是小人干的,而且,君子只干好事儿,小人只干坏事儿。

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要是证明一个人是君子,那么他所做的就都是好事儿;同样,要是能证明一个人是小人,他所做的事儿也就全是坏的了。

于是,辩论中,我们看到,很多人不是去论证对方的观点、事实、数据和推导过程,是否有问题,而是说,他不是一个好人,他道德有瑕疵,甚至直接说,他有作风问题,他嫖娼。

事实上,个人品行的好坏,和他的观点、学说之间,没有关系。

举两个特殊的例子,一个是卢梭,一个是陈独秀。

卢梭人品之低劣,和他的著作一样著名。他自己生了5个孩子,一个也不养,直接送到福利院,自己只管快活,然而,这并不影响他的社会契约论之价值。

陈独秀在北大当教授和文科系主任的时候,嫖娼,然而,他是最早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先驱。陈独秀个人生活的放纵,与其所信奉的主义之间,也没有关系。

如陈独秀在国民党监狱所言,他犯得是思想罪,肉体并没有犯罪。思想和肉体并非一体的,是可以分开的。

例子不胜枚举,恕不多言。

这就意味着,诉诸道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世界上没有纯好人,也没有纯坏人;人间既没有只做好事儿的天使,也没有只做坏事儿的魔鬼,每一个都是介于天使和魔鬼之间的人。

从上帝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亚当和夏娃就是因为有罪受罚,才来到人间的。

人人有罪,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不要把人和言论一体化。

“好人”也可能做坏事儿,“坏人”也可能做好事。最大、最多、最残酷的坏事儿,好像都是“好人”做的。

好事儿不都是“好人”干的,坏事儿也不都是“坏人”干的。一个人早期是好的,后期也可能是坏的。也有可能相反。所以,评价人是最难的。正确的原则是,一事一议,而不是一以贯之。汪精卫早期革命后期叛国,杜月笙早年混混儿晚年抗日,咋办?

第十一、猜测动机

有一天,小区附近的十字路口,有两辆小车追尾了。前车是一个女司机,后车是一个老北京,穿着长度过了膝盖的大裤衩。

他是追尾者,依中国的交规,他要负全责。

然而,他为自己辩解,说:前车女司机恶意减速。

减速是事实,是可观察、可测量、可证实的,恶意还是善意是动机,是个人的内部心理活动。这个男司机开了天眼了,能窥见前车女司机的动机?

我路过,听见那个男司机在向交警抱怨。

这是我的亲身经历,但绝非孤例。

动机是隐形的,看不见的;只有上帝,才能参透人的内心。所以,对话之时,最大的忌讳是不能臆测动机。如:你不怀好意、你内心阴暗、你居心叵测、你恶意、你故意等等,都不应该出现。

俗话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猜测他人的动机呢?

所以,第一位的是,不要质疑他人的动机。

反过来,如果有人质疑你的动机的话,辩论就可以终止了。

举个例子:你这个提问是充满恶意的。

如果上帝在,他会毫不迟疑地宣判质疑他人动机的人,失败。

当然,猜测动机这种和逻辑不沾边的、荒谬的辩论手法,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我们总是能从古人找到现成的例子。汉武帝时期的张汤,就是以“腹诽”,把另一个对汉武帝的穷兵黩武持反对意见的大臣颜异,定了死罪,罪名就是“腹诽”——没有说出来,汉武帝也知道你不怀好意。真是天子神明啊,别人肚子里的蛔虫都能看见,果然了得。

备注:

本文是《逻辑的力量》一书的最后一篇。至此,《逻辑的力量》全书初稿完成。下一步,再作一些调整工作,争取月底发布正文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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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刘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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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省井陉县人。天津大学工学硕士,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以科学思维,阐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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