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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高于主权”之若干历史证据

有人说,“人权高于主权”是西方人强加给中国的。于是,很多“爱国者”群起攻之,以表达自己爱国心切。因为,凡是外国、外族、外人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佛爷的旧话,犹在耳边。

人权高于主权,果然是舶来品吗?史料会说话。

《击壤歌》,据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首民歌,比诗经都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要过上幸福生活,全靠个人努力。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帝力”和你有关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上古社会是如何组织的,今人并不明了。不过,只要是人类组织,一定有一个最高领导人及其服务集团,如幕僚、簿计、祭司和侍卫等,如今日之政府。动物群体,也多如此,如蜂群、蚁群、狼群等等。《击壤歌》里的先民,绝不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无政府主义者,而是从属于某个组织的群众。但是,帝力于我何有哉?没有任何关系。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击壤歌和国际歌,异曲同宗——人民的幸福,和政府无关。

历史不是直线前进的。今人并不比古人生活得更好、更自由、更幸福。这一点,对比《诗经》中的硕鼠一文和击壤歌可见。击壤歌里的老农,自得其乐,忘乎所以,还敢大声地呼喊“帝力于我何有哉”;《硕鼠》一文中的农民,就有“三年以上”的烦恼了。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为什么铁了心、连喊三遍“逝将去汝”呢?因为硕鼠。硕鼠不是挖地道、吃庄稼的田鼠,也不是偷鸡摸鸭的黄鼠狼,而是横行乡里、欺压百姓的衙役。衙役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们上面有人,有后台;即便没后台,他们也是政府里的人,是为政府做事的。政府护着他们,就像主人护着自己的看门狗一个道理。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朝廷,就是造反。惹不起怎么办?走!好在,那个时代,地广人稀,只要想走,还是有地方可去的。

孔子是圣人,应对无道政府,办法也比较多。具体有三,一是隐;“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二是躲;“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国呆不下去,就带着学生们出国游玩去了;鲁国不行,去齐,齐国不行,去宋;宋不行,去郑;郑不行,去卫。孔夫子是坚定的国际主义战士,哪儿有自由,他就去哪个国家;哪一个诸侯国中意,他就去哪一个侯国。他离开鲁国,周游四方,也没人说他是鲁奸。

三是出海。“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夫子对弟子们说:要是我的大道推行不开,没有市场,我就找个竹筏子出海啊。什么家啊国的,去他娘!足见,孔夫子将个人价值、个人的理想,看得更重,不仅高于一家一国,甚至高于天下。

逃跑的想法,非止一日;可是,逃到哪儿去呢?也没有目标。《诗经》说乐土,孔子说海上,但总是不确切。直到陶渊明,终于落实了。桃花源是中国人精神上的新大陆,桃花源寄托着古往今来的中国人的中国梦。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村中闻有此人,咸来问讯。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余人各复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数日,辞去。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

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及郡下,诣太守,说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

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

桃花源是陶渊明的理想,但不只是陶渊明的;也是士大夫的,但不只是士大夫的;也是所有生活在专制枷锁下的人民的理想。对桃花源,有此三问。

第一,桃花源是哪一个政府管理的?该政府的伟大领袖是谁?

第二,一个没有政府机构的桃花源,人民安居乐业,无比幸福,如此说来,政府和人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第三,桃花源里的居民,逃离了他们的国家,且再也不回国了,这不是天朝的叛民吗?怎么能置国家的安危于不顾呢?他们是不是盼着祖国早一日强大,然后,接他们回去呢?没有。他们不想回去,对来访者说:不足为外人道也。桃花源里的人,关心的是他们的小日子,而不是国家和天下。他们关心的是人,而不是国。

什么是国?国承担什么功能?古代中国,对政治学没有专门的研究。我们还是以最高统治者的“圣言”,来体会一下吧。

史料出自《归田录》。《归田录》为宋代著名文学家欧阳修所撰。

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讼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

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 ? ”

对曰:“无也。”

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赀财妇女乎 ? 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 ? ”

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 ? ”百姓具以对。

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 ! ”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

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 ! ”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译文如下:

宋太祖时期,李汉超任关南巡检使,领兵三千,抵御契丹南侵。当时,齐州赋税最丰,所以,宋太祖同时命李汉超为齐州防御使,掌管齐州民政,收税以养兵。可是,李汉超乃一介武夫,干了很多不法的事情。不久,关南百姓就集体去开封,状告李汉超借钱不还,且强占民女。

宋太祖召上访百姓入便殿,赐酒和食物先安慰他们,之后,心平气和地问:“自李汉超在关南以后,契丹的入侵还有几何?”

百姓答:“没了。”

太祖说:“以前契丹入侵,边疆的将领不能抵御,河北的民众,每年都被抢劫和俘虏,你们现在不是能保全所有的财产和妇女吗?现在李汉超所取,难道比契丹的掠夺还要多吗?”

又问告强抢民女的百姓:“你们家有几个女儿,都嫁给了谁?”百姓也一一作答。

太祖说:“我觉着,你的女儿嫁的都是村夫呀。李汉超是我的重臣,你们的爱女嫁给了他,必然不会流离失所,与嫁给村夫相比,哪有在李汉超家荣华富贵呢!”于是,百姓们满意地离开了。

太祖派人跟李汉超说:“你要钱为什么不和我说,却从老百姓那里抢呢!”又赐给他金银数百两,说:“你亲自还给老百姓,取得老百姓的信任。”李汉超感激涕零,发誓以死相报。

都说政客是职业骗子,在西方,有一个说谎比赛,拒绝政界的人参加。原因是,说谎大赛的选手,都是业余的;而政客们职业的。业余的和职业的,混在一起,不符合公平竞赛原则。

中国政客,不止是欺骗,还有耍流氓的手腕。以赵匡胤之逻辑,是否能一窥政治流氓的本色,同时,一窥政府之职能。

赵匡胤爽快,直接说:以前契丹入侵,边疆的将领不能抵御,河北的民众,每年都被抢劫和俘虏,你们现在不是能保全所有的财产和妇女吗?现在李汉超所取,难道比契丹的掠夺还要多吗?

什么意思? 我们分析分析。

要是没有李汉超,你们就会被契丹族抢掠,财产和妻女,都可能受损害。有了李汉超,契丹族不敢来了,你们的财产和生命有了保障。你们难道不应该拿出一部分来,回馈李汉超吗?因为,你们没有主动拿出来,李汉超这个粗人,就自己下手了,借钱不还,还纳你们的女儿为妾。依我看,只要是比契丹族抢掠的少,你们还是合算的,你们也应该忍耐忍耐。

可见:

第一,政府之本质,都是贼寇,都是以掠夺民众为生的。契丹如此,宋王朝也如此。差别只在于,掠夺的数量大小。古语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是不准确的。实际是,成则为寇,败则为流寇。本案例里,契丹是流寇,宋王朝为坐寇。

第二,某一政府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权,并没有任何高尚的动机,而是为了保障其掠夺权的排他性。李汉超戍边御敌,不让契丹人来犯,唯一的目的不过是看住自己的饭碗,不让契丹人抢跑了。和牧羊人看护自己的羊群,毫无区别。正是出于这个想法,李汉超才借钱不还,并强娶民女。

第三,生命和财产权的保障,是有成本的。想免费获得,根本是不可能的。所谓政府,就是提供安全保障服务、并以其提供的服务收取相应费用的组织。简言之,就是保护费。换言之,政府就是黑社会的一种进化形态。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看得明白。所以,才有了其劝解上访民众的一席话。民众一开始认识不到,不知道被保护是有代价的,后经赵匡胤皇帝一点拨,才明白:没有不抢掠的政府,抢得少的,就是好的。

第四,坐寇好于流寇。坐寇比流寇好,无关人心,也无关道德,本质还是一个利益问题。坐寇和民众之间,是长期、重复交易关系,自然手下留情。如同牧羊人剪自己家羊毛,细水长流,年年有余。偷猎者,绝不会剪羊毛,而是把整只羊杀死,羊毛羊皮羊血羊肉,一毛不剩,甚至敲骨吸髓,榨取得干干净净。

扩展一下,简析中国自秦始皇而始的流官制——这是最坏的一种官僚体制。为什么?因为,流官在其所任之地,是“裸官”,家眷、亲属、乡亲都不在身边;同时,他又是一个偷猎者,不管好坏,任期一满,他就走了。当地的经济好坏,和他有关系吗?没有;当地的长远发展,和他有关系吗?也没有。唯一有关的,是他能从当地搜刮多少金银。“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也。

欧洲和日本,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呢?因为封建制。封建制,是坐寇。封疆立国,世代相袭,祖宗基业,子孙继承。日本的前田家,自丰臣秀吉时代始,直到幕末,一直是日本领地最大的大名,年贡米超过120万石。大名也始终由前田家创始者前田利家的直系子孙担任。领地,是前田家的;领民也是他的,他何必贪?他贪污了,又要带到哪儿去呢?

比较起来,流官制是流寇模式;封建制度,是坐寇模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今天中国,还是流官制。且,颇以此自诩。只能说,不长进。

第五, 流寇是寇,坐寇也是寇,忠诚从何谈起?赵匡胤没有和民众谈忠诚,没有说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没有说没有祖国你们啥也不是,也没有说要为大家舍小家。因为,他不虚伪。他谈的是利益;他说的是,李汉超虽然不是一个好官,但是,他比契丹侵略者强,他比契丹人给了你们更大的实惠——以更小的代价,换取了至少是一样的安全。

然后,让民众选择。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民众选择了北宋王朝。

但,这是基于利益的,而不是基于忠诚的。赵匡胤一个字儿也没提到忠诚。

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李汉超越发嚣张、肆无忌惮了,其搜刮的程度超出了契丹人的话,民众选择背弃宋室朝廷,乃天经地义。你比契丹实惠,我们跟着你,我们忍受李汉超;你比契丹更恶劣,我们为什么还要跟着你呢?

清末民初著名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如何看待国民和国家的关系呢?梁启超说: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为君相者务压民之权,是之谓自弃其国。为民者而不务各伸其权,是之谓自弃其身。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

鄙人不才,自以为是地解释一下这段话。

第一,什么是国家?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也就是先有民,后有国;

第二, 政治是什么?政治是人民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换言之,自治乃所有政治的根本;

第三,什么是爱国?爱自己,就是爱国家。因为,每个人都是国家的一个基本单元。

第四,民权和国权是什么关系?民权先于、高于国权,民权兴,国权才能立起来;民权亡,国权也就完蛋了。换言之,一个没有民权的国家,国权必是一个被虫蛀的空壳。

第五,国家怎么就完蛋了?为政者压制民权,这个国家就不行了。压制民权,乃自弃其国。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里,说:民族和国家,是有一定的界限。要分别国家和民族最好的方法,是从造成的“力”是什么上面去求。民族是由天然力造成的,国家是由武力造成的。

如果国家那么好,何必要用武力呢?用武力显然是要违背一些人意愿的。一个违背某些人意愿所构成的组织,还要凌驾于个人权利之上,那就是奴隶制度。

不知道这些地道的中国史料,能否证实人权高于主权,能否证实人权高于主权并不是西方敌对势力发明的,而是正经的国粹。

2015年8月31日,星期一,11:30.

北京望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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