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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的西方

古希腊有一个德尔菲神庙,神庙里有一个女祭司——就是现在,每次开奥运会的时候,头上戴着橄榄枝点燃圣火的女士——有一次,女祭司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聪明的人。女祭司是雅典诸神在人间的总代理,她的话,就是神谕。

 

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苏格拉底也知道了。可是,苏格拉底并没有高兴多久,就陷入了沉思: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我最聪明呢?苏格拉底想找到答案。

 

苏格拉底遍访雅典名流,虚心询问耐心倾听;去雅典城的广场上,找年轻人辩论,砥砺思维;以苏格拉底之博学与雄辩,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可是,他访问的所有名流,辩论的每一个对手,均浑然不觉。苏格拉底于是醒悟了:我之所以被神看中,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不过刚好能发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是自觉的,他知道自己的无知;众生,是不自觉的;他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换言之,众生并不具备发现个体无知的知识和能力。就像数学题做错了,有人能检查出来,有人就查不出来。显然,苏格拉底是那个有能力的学生。苏格拉底是西方第一位先哲,是西方世界的“万世师表”。祖师爷都说自己是无知的,后生小子,谁还敢狂妄自大呢。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奠定了西方自觉自省自嘲的传统。

 

前苏联,有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叫朗道。他给古往今来的科学大家们,分级。同是科学家,同样是得了诺贝尔奖,也是有高下之别的。每个科学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由其原创性以及对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来决定的。像麦克斯维尔、玻尔、居里夫人、德布罗意、薛定谔等,是一级,还有二级、三级科学家。

 

旁人就问他:牛顿和爱因斯坦,几级?

 

朗道答:0.5级。在朗道看来,0.5级的科学家,只有两位,一个是牛顿,另一个是爱因斯坦。

 

那你呢?朗道说:我是二级。

 

足见,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双子星,无人可及。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牛顿,是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不是。牛顿高寿,活了85岁。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研究物理;后四十年,研究神学。牛顿去世后,人们在其遗物中整理出了长达100万言的手稿,都是关于神学的。

 

有人说,这是多大浪费啊。要是后四十年,也用于科学研究,后来的科学家估计就没什么事儿干了,科学进程或许要大大地提前的。

 

事实是,研究神学,是牛顿天体物理学的延续——他在思考“第一推动力”。牛顿意识到,万有引力在解释已有的天体现象时,是合理,甚至是圆满的,就像星云流转在天际描绘的曲线一样,优美而和谐。但是,星系从何、因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进入各自轨道的? 是自古以来、无始无终?还是乾坤挪移被造物主推了一把,才走上正轨的呢?

 

换言之,牛顿觉察到了其理论体系的漏洞,他想弥补,使其成为一个天衣无缝、完美的物理体系。

 

但是,他没做到。于是,他求助于神。

 

如果说,在宇宙起源问题上,上帝推了牛顿一把的话,在股市上,上帝也爱莫能助了。牛顿的成就,基本是在四十岁之前取得的。之后,他就躺在自己的功劳本上,逍遥自在,享受人生,并尝试与神仙对话了。他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也给予其相应的待遇。牛顿荣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英国女王又赏了一个皇家造币局局长的肥差,年薪2000英镑。

 

牛顿名利双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伦敦花。可是,一场股市风暴,把牛顿的财富和在科学领域获得的尊严,一扫而光。一夜之间,牛顿在股市上损失了2万金币。这笔巨资,即便是对皇家造币局局长的牛顿大人,也是天文数字。

 

面对神不可测的股市,牛顿无奈地说:我可以预测星云的旋转,却不知道股市的涨落。(小编插话:股市行情早知道,请看人民日报。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起点,不存在泡沫。——2015年4月21日。谁说股市不可预测的,那是不可知论。)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此前一天,以色列驻美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打电话,问爱因斯坦:“听说邀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小编插话:邓亚萍担任人民网总裁,且,主持开发搜索引擎,目标是华语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 )

 

大使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编插话,有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爱因斯坦真是个笨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对人、人类及其构成的社会,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对自然,就得心应手吗?也不见得。

 

有一个小女孩,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爱因斯坦:地球还有多少寿命?

 

对小女孩之问,爱因斯坦思考再三,还是回答不了,但回信是必须的,否则,辜负了小女孩的一片童心。爱因斯坦如是说:据我所知,地球已经有了四十七亿年的生命。至于以后还能存在多久,我想,我们还是走走看吧。

 

今天的西方,和历史上的西方,不同。古代中国,认为印度是西方。唐三藏西天取经,去的是印度,也就是今天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

 

下面,再说一位古代西方的重要人物:阿育王。和上述三位不同,阿育王不是学者,而是一位政治和军事家,是一个王朝统治者。

 

阿育王生活的时期,和中国的秦始皇,相当。早年,他是一位勇士,以武力和杀戮威震天下。据说,在其幼年,他就可以仅凭一支木棍,杀死一头狮子。他是孔雀王朝的独裁者,在政治军事和司法上,都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南征北战,攻略无数,不止如此,为了登上至高无上的王位,传说,他杀死了自己的99个兄弟。

 

胜利越多,越残酷;成功越大,越血腥。古代帝国,莫不如此。公元前261年征服羯陵伽国时,有10万人被杀,15万人被俘,伤数十万。至此,除迈索尔地区外,印度全境得到统一。

 

就在印度帝国迈向统一的最后一步,阿育王停下了脚步。据说,在征服羯陵伽国时,阿育王亲眼目睹了屠杀的场面,深感悔悟,于是,停止武力扩张。

 

阿育王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不得已的战争,也将尽量减少伤亡。同时,他对早年辉煌的征战行为,追悔不已。于是,自己受了五戒,把佛教立为国教;释迦牟尼圆寂后,他又号召世界上都不要发生战争,把自己分到的佛祖舍利分赠各个国家,一夜之间,在世界上建立84000座寺塔。这,就是佛祖舍利分散的起源。

 

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事情。阿育王,不再为武功盖世、一统天下而狂妄自喜,不再崇尚暴力和战争,他以皈依佛教的方式,表达忏悔。(小编插话:对武力的迷恋,在古老而智慧的中国,一切如旧。君不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声,弥漫天下。君不见,中国人嘴边的英雄,不是秦皇汉武,就是弯弓大雕。连成吉思汗扫荡欧亚,也成了中国人永远津津乐道的神话。)

 

圣雄甘地,继承了阿育王的精神遗产。在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坚持“非暴力不合作”,以强大的道义力量,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小编插话:甘地传,我约在2004年之前、在我哥家里看的。小册子,简写本,是我侄子的课外读物。我看了,和我哥哥说我的感想。我哥哥说:那也要看对象是谁。甘地在中国,早抓进监狱,不明不白地弄死了。甘地之“非暴力不合作”能行得通,也就是英国人。在中国,行不通。我默认。)

 

以上,提到的都是名人。据民间科学家研究,智商是守恒的。一个族群,所拥有的智慧之和,是一个定数。倘如此,则意味着,如果有一些人拥有超级智慧,其他人所拥有的必然相应减少了。有规则即有例外,在自觉上,西方人已经达成了共识。最好的例证,是愚人节。(小编插话:与此相对,我们自小就被灌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早先,我很骄傲。等我能独立思考之后,觉得不对。至少,我就很缺乏智慧。再者,一个智慧的民族,为什么老走不出王朝周期律呢?是不。)

 

在万众找乐的愚人节里,每一个西方人,都参与其中,乐不可支。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对人类自身愚蠢的认知和嘲讽。每一个人都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人,是上帝之杰作。如此说来,上帝也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连上帝都是愚蠢的,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敢自称自己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一集体自觉,西方才建立起了怀疑一切的探索精神,才将禁锢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世俗权威和精神偶像,彻底推翻了。

 

最后,以中世纪著名学者蒙田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我知道什么呢?——西方人大概总在被这一问题困惑着。与此相对,中国人自古就沾沾自喜: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我不知道,圣贤们也知道,且,写在四书五经里了。有疑问,去读经吧。读经运动之兴,大抵如此。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北京,望京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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