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有一个德尔菲神庙，神庙里有一个女祭司——就是现在，每次开奥运会的时候，头上戴着橄榄枝点燃圣火的女士——有一次，女祭司说，苏格拉底是雅典城邦最聪明的人。女祭司是雅典诸神在人间的总代理，她的话，就是神谕。

一传十、十传百，最后，苏格拉底也知道了。可是，苏格拉底并没有高兴多久，就陷入了沉思：何以见得、何以见得，我最聪明呢？苏格拉底想找到答案。

苏格拉底遍访雅典名流，虚心询问耐心倾听；去雅典城的广场上，找年轻人辩论，砥砺思维；以苏格拉底之博学与雄辩，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可是，他访问的所有名流，辩论的每一个对手，均浑然不觉。苏格拉底于是醒悟了：我之所以被神看中，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无知。我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智慧，不过刚好能发现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是自觉的，他知道自己的无知；众生，是不自觉的；他们对自己的无知视而不见，换言之，众生并不具备发现个体无知的知识和能力。就像数学题做错了，有人能检查出来，有人就查不出来。显然，苏格拉底是那个有能力的学生。苏格拉底是西方第一位先哲，是西方世界的“万世师表”。祖师爷都说自己是无知的，后生小子，谁还敢狂妄自大呢。因此，可以说，苏格拉底奠定了西方自觉自省自嘲的传统。

前苏联，有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家，叫朗道。他给古往今来的科学大家们，分级。同是科学家，同样是得了诺贝尔奖，也是有高下之别的。每个科学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是由其原创性以及对科学发展进程的影响来决定的。像麦克斯维尔、玻尔、居里夫人、德布罗意、薛定谔等，是一级，还有二级、三级科学家。

旁人就问他：牛顿和爱因斯坦，几级?

朗道答：0.5级。在朗道看来，0.5级的科学家，只有两位，一个是牛顿，另一个是爱因斯坦。

那你呢？朗道说：我是二级。

足见，牛顿和爱因斯坦，是科学史上的双子星，无人可及。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牛顿，是否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呢？不是。牛顿高寿，活了85岁。他的一生，可以分为两个四十年。前四十年，研究物理；后四十年，研究神学。牛顿去世后，人们在其遗物中整理出了长达100万言的手稿，都是关于神学的。

有人说，这是多大浪费啊。要是后四十年，也用于科学研究，后来的科学家估计就没什么事儿干了，科学进程或许要大大地提前的。

事实是，研究神学，是牛顿天体物理学的延续——他在思考“第一推动力”。牛顿意识到，万有引力在解释已有的天体现象时，是合理，甚至是圆满的，就像星云流转在天际描绘的曲线一样，优美而和谐。但是，星系从何、因何而来？它们是如何进入各自轨道的? 是自古以来、无始无终？还是乾坤挪移被造物主推了一把，才走上正轨的呢？

换言之，牛顿觉察到了其理论体系的漏洞，他想弥补，使其成为一个天衣无缝、完美的物理体系。

但是，他没做到。于是，他求助于神。

如果说，在宇宙起源问题上，上帝推了牛顿一把的话，在股市上，上帝也爱莫能助了。牛顿的成就，基本是在四十岁之前取得的。之后，他就躺在自己的功劳本上，逍遥自在，享受人生，并尝试与神仙对话了。他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也给予其相应的待遇。牛顿荣任英国皇家科学院院长，英国女王又赏了一个皇家造币局局长的肥差，年薪2000英镑。

牛顿名利双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伦敦花。可是，一场股市风暴，把牛顿的财富和在科学领域获得的尊严，一扫而光。一夜之间，牛顿在股市上损失了2万金币。这笔巨资，即便是对皇家造币局局长的牛顿大人，也是天文数字。

面对神不可测的股市，牛顿无奈地说：我可以预测星云的旋转，却不知道股市的涨落。（小编插话：股市行情早知道，请看人民日报。4000点才是A股牛市的起点，不存在泡沫。——2015年4月21日。谁说股市不可预测的，那是不可知论。）

1952年11月9日，以色列首任总统魏茨曼逝世。此前一天，以色列驻美大使向爱因斯坦转达了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的信，提请爱因斯坦为以色列共和国总统候选人。当晚，一位记者给爱因斯坦打电话，问爱因斯坦：“听说邀请您出任以色列共和国总统，您会接受吗？”“不会。我当不了总统。”

爱因斯坦刚放下电话，电话铃又响了。这次是驻华盛顿的以色列大使打来的。大使说：“教授先生，我是奉以色列共和国总理本·古里安的指示，想请问一下，如果提名您当总统候选人，您愿意接受吗？”“大使先生，关于自然，我了解一点，关于人，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担任总统呢？”(小编插话：邓亚萍担任人民网总裁，且，主持开发搜索引擎，目标是华语世界第一的搜索引擎 )

大使劝说：“教授先生，已故总统魏茨曼也是教授呢。您能胜任的。魏茨曼和我不是一样的。他能胜任，我不能”. “教授先生，每一个以色列公民，全世界每一个犹太人，都在期待您呢！”

不久，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正式谢绝出任以色列总统。在爱因斯坦看来，“当总统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编插话，有人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爱因斯坦真是个笨蛋）同时，他还再次引用他自己的话：“方程对我更重要些，因为政治是为当前，而方程却是一种永恒的东西。”

对人、人类及其构成的社会，爱因斯坦认为自己“几乎一点儿也不了解”。对自然，就得心应手吗？也不见得。

有一个小女孩，给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问爱因斯坦：地球还有多少寿命？

对小女孩之问，爱因斯坦思考再三，还是回答不了，但回信是必须的，否则，辜负了小女孩的一片童心。爱因斯坦如是说：据我所知，地球已经有了四十七亿年的生命。至于以后还能存在多久，我想，我们还是走走看吧。

今天的西方，和历史上的西方，不同。古代中国，认为印度是西方。唐三藏西天取经，去的是印度，也就是今天尼泊尔境内的蓝毗尼。

下面，再说一位古代西方的重要人物：阿育王。和上述三位不同，阿育王不是学者，而是一位政治和军事家，是一个王朝统治者。

阿育王生活的时期，和中国的秦始皇，相当。早年，他是一位勇士，以武力和杀戮威震天下。据说，在其幼年，他就可以仅凭一支木棍，杀死一头狮子。他是孔雀王朝的独裁者，在政治军事和司法上，都拥有绝对的权威。他南征北战，攻略无数，不止如此，为了登上至高无上的王位，传说，他杀死了自己的99个兄弟。

胜利越多，越残酷；成功越大，越血腥。古代帝国，莫不如此。公元前261年征服羯陵伽国时，有10万人被杀，15万人被俘，伤数十万。至此，除迈索尔地区外，印度全境得到统一。

就在印度帝国迈向统一的最后一步，阿育王停下了脚步。据说，在征服羯陵伽国时，阿育王亲眼目睹了屠杀的场面，深感悔悟，于是，停止武力扩张。

阿育王宣布，他将不再主动发动战争，即使不得已的战争，也将尽量减少伤亡。同时，他对早年辉煌的征战行为，追悔不已。于是，自己受了五戒，把佛教立为国教；释迦牟尼圆寂后，他又号召世界上都不要发生战争，把自己分到的佛祖舍利分赠各个国家，一夜之间，在世界上建立84000座寺塔。这，就是佛祖舍利分散的起源。

这是公元前3世纪的事情。阿育王，不再为武功盖世、一统天下而狂妄自喜，不再崇尚暴力和战争，他以皈依佛教的方式，表达忏悔。（小编插话：对武力的迷恋，在古老而智慧的中国，一切如旧。君不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之声，弥漫天下。君不见，中国人嘴边的英雄，不是秦皇汉武，就是弯弓大雕。连成吉思汗扫荡欧亚，也成了中国人永远津津乐道的神话。）

圣雄甘地，继承了阿育王的精神遗产。在与英国殖民者的斗争中，坚持“非暴力不合作”，以强大的道义力量，赢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小编插话：甘地传，我约在2004年之前、在我哥家里看的。小册子，简写本，是我侄子的课外读物。我看了，和我哥哥说我的感想。我哥哥说：那也要看对象是谁。甘地在中国，早抓进监狱，不明不白地弄死了。甘地之“非暴力不合作”能行得通，也就是英国人。在中国，行不通。我默认。）

以上，提到的都是名人。据民间科学家研究，智商是守恒的。一个族群，所拥有的智慧之和，是一个定数。倘如此，则意味着，如果有一些人拥有超级智慧，其他人所拥有的必然相应减少了。有规则即有例外，在自觉上，西方人已经达成了共识。最好的例证，是愚人节。（小编插话：与此相对，我们自小就被灌输，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勤劳智慧勇敢的民族。早先，我很骄傲。等我能独立思考之后，觉得不对。至少，我就很缺乏智慧。再者，一个智慧的民族，为什么老走不出王朝周期律呢？是不。）

在万众找乐的愚人节里，每一个西方人，都参与其中，乐不可支。他们的快乐来源于，对人类自身愚蠢的认知和嘲讽。每一个人都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人，是上帝之杰作。如此说来，上帝也不是全智的，甚至是愚蠢的。如果，连上帝都是愚蠢的，哪一个人、哪一个组织，敢自称自己是“伟大光荣和正确”的？正是基于这一集体自觉，西方才建立起了怀疑一切的探索精神，才将禁锢自由思考、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世俗权威和精神偶像，彻底推翻了。

最后，以中世纪著名学者蒙田的一句话，结束本文: 我知道什么呢？——西方人大概总在被这一问题困惑着。与此相对，中国人自古就沾沾自喜：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呢！我不知道，圣贤们也知道，且，写在四书五经里了。有疑问，去读经吧。读经运动之兴，大抵如此。

2016年3月18日星期五

北京，望京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