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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社会理论算是好理论?

好司机的基本要求,是要有预判,而不是老紧急刹车。即便是我家之“闪电”——一只叫“闪电”的泰迪熊——她在冲向自己喜爱的玩具时,也不是直奔目标,而是提前减速,然后,借助惯性在光滑的地面滑行一段距离;当速度为0时,正中目标。

 

一种社会理论,是否应该从最坏处着手、向最好处努力;换言之,是否应该有容错性?是否应该考虑到理论和实际的偏差?是否应该考虑其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和修正?是否应该考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之博弈效应呢?

 

从“金球制胜法”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意大利之“混凝土”式防守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之后,防守反击之风盛行。足球易守难攻,为了取得好成绩,各足球队,不管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首先想到的是加强防守,使本队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偷袭;一旦得手,就可能决定比赛的走向。一时间,防反战术风靡世界,比赛之进球数,与日俱减。球迷都是看进球的,进球就像男人射门一样具有快感。没进球,就没了兴奋点,谁还看球啊。于是,足球场门庭冷落。这可急坏了国际足联。

 

怎么办?鼓励进攻啊。

 

于是,国家足联的顶级专家们,闭门思过,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推出了一项旨在鼓励进攻的“金球制胜法”。规则是:90分钟打平,加时赛;加时赛里,只要一方打进一球,比赛立刻终止。由于进球有极大的随机性,人们遂将此规则戏称为“突然死亡法”。国际足联和专家们的设想,很简单:不进攻就死。只要对方攻进一球,你连“复仇”的机会,都没有了。FIFA的逻辑是:对方先进球→ 我就死了→那么,我就要先进球→所以,我就要攻出来→比赛就好看了。

 

专家们,很为自己的设计得意。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在1996年的欧洲杯中,“金秋制胜法”正式实施。可仅仅6年之后,“金球制胜法”就被叫停了,成了国际足联最短命的一项改革。数据表明,“金球制胜法”实施之后,各个球队在加时赛的战术是“确保不被绝杀”;两支球队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不丢球上,而不是进球,因此,金球制时代下的很多加时赛,都没有进球。

 

1996-2002年,有四届国际大赛,分别是1996年、2000年欧洲杯和1998年、2002年的世界杯。四届大赛,17场比赛90分钟战平,其中,9场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利用加时30分钟决出胜负的概率稍低于50%,超过50%的比赛还是拖到了点球定胜负;加时的作用仅仅是延长,而不是决出胜负。

 

为什么出现与专家的预测完全相反的比赛场面呢?因为,球队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没有能力“杀死”对方,但,有能力保证自己不被“杀死”。换言之,在杀死对方之前,最要紧的是,先保证不被对方杀死。在“一剑封喉”的对决中,最重要的是,先保证自己还活着。就像敌我对阵,你并不能保证子弹能射中对方,但,可以躲在坚固的掩体里,保证自己不被敌方打中。

 

因此,“金球制胜法”实施之后,没有鼓励了进攻,反倒鼓励了防守。参赛队为了走得更远,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都把防守放在第一位。在没有很好的机会、可靠的把握之前,首先稳固防守;进攻,也是佯攻,不敢大举压上,担心被对方打了反击。进攻是假,防守是真;双方的重心都在严防死守,进攻能有成效吗?加时赛还能紧张激烈和好看吗?

 

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国际足联和专家们的初衷,其初衷,肯定是鼓励进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一项社会设计的好坏,是不能由初心和动机来决定的。用心良善,并不能保证制度设计之完美;动机不纯,或许能歪打正着。

 

言归正传——儒学和基督教,哪一个是更好的设计呢?

 

有了以上的引子,我们首先可以摒弃的是动机说。

 

不说动机,但,要说一下目标。窃以为,儒家和基督教的社会理想,是完全一样的。打个比方,孔夫子和耶稣基督,要是在中国参加高考的话,理想是一样的,都是进入清华或北大。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学习的方法,或者说,实现理想的手段,是否有效。

 

换言之,儒学和基督教,都是以建设一个天堂一样的世界为己任,《礼记》之大同世界,陶渊明之桃花源,西方之理想国、乌托邦、香格里拉、香巴拉,反映了中西方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是完全一致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到达理想的彼岸,进入桃花源,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中,为我们描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部落式生活:在多利安人占领之后或更早些时候,施行家长或部落式统治的氏族政体充其量只能容忍这样的农民生活。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小型的原始群体,它自耕自食,生性好斗,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在这种没有正式法规的社会里,族间仇杀和以命偿命就像荣誉的准则一样十分时髦。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奢望,自己的传说以及为自己的祖先的功勋感到骄傲的首领。

 

这段话,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 家、家庭和家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史前、游牧部落、家庭农场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手工作坊,直到今日,家族企业依然是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经济形态。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和日本,概莫能外。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堡垒。人类诞生以来,历经数十万年,技术进步可谓登峰造级,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期。但是,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家,依然坚如磐石。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因为,所有动物,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狮群、象群,北极圈内的北极熊、南极洲的企鹅、峨眉山的猕猴,更低等的蜂群、蚁群等等。没有一种动物组织,超出了家的范畴;一个群落中的所有动物,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从社会性上作比较,动物和人类的区别在于:动物是基于血缘的,所有动物的所有行为,不会超越家族的边界。出了界,就是和另一个种群战斗。人类也是基于血缘的,但是,血缘不是唯一的纽带。通过商业契约,不同地域的人们,可以有贸易往来;利益趋同的人,可以组成公司;通过战争、赎买或协商谈判,也可建立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国家。这就是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动物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个可能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的合作,更早地跨越了血缘的壁垒,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集体力量。

 

第二,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信仰、偶像以及各自崇拜的英雄。

 

第三,部族间冲突,是社会冲突的最主要形式,也是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如果,部族之间冲突不断,难以调和,社会的组织程度,将大大降低。最可能的状态是,部族之间因为长期血拼和争斗,逐渐形成一种均衡,相互妥协,但互不往来。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领地;内外分明,互不相扰。一旦有一方越界,就会被视为侵犯,再起争端。

 

这种状态,并非武断。台湾山地民族、四川西康地区之彝族,直到20世纪初,都是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其实,要是没有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自以为是的观念,此种状态,和非洲草原上狮群之各自划分领地,毫无二致。

 

这不是说部族内部,没有矛盾。亲兄弟打得不可开交的,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登上皇位,还要了自己亲兄弟的命。只是说,部族之间的纷争,无论规模、惨烈程度、频率,都远高于部族内部的矛盾。于是,才有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之说。

 

换言之,消弭部族之间的分歧、敌对和仇杀,是一个与人类如影随形的永恒难题——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基督教,选择的方法是:破。即,打破一个一个基于血缘所建立的自然家庭,让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封闭、以血缘为界的家庭堡垒中走出来,从各自的血统生父身边走开,汇聚到所有人共同的精神父亲上帝的身边,组成一个不分血缘、不分地域、不分语言和种族的四海为一的大家庭。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自然血亲家庭,都被打破了,家族、宗族和部落的藩篱,更加要不得,更是要被基督教义彻底扫平。曾经隔绝在家庭之间、部落之间的鸿沟,被基督之博爱所弥合。因此,理想之国、基督所指引的国度,一定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平坦的、人人平等的自由家园。

 

如此,每一个人,就有了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天父。生父主肉体,而天父主精神。我们也知道,人是精神主宰肉体的,行为是受思想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天父毫无疑问地高于生父。所以,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是没有祖先崇拜的。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不能接受的是,在中国家庭里,有各代祖宗和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

 

毫无疑问,在人类的所有权力当中,父权是最为稳固、也最牢不可破的。即便高高在天之上帝,也将自己比作天父。因此,如果一个人可以在理智上,否定他的父亲,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否定的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挑战和违抗的。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在精神上取得了与其父亲并驾齐驱的地位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其上。

 

足见,西方之平等观念,首先是在家庭中,打破了父权。家庭,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组织,在精神上,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兄弟姊妹也好,都是上帝的直接子民。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与上帝直接互动。因此,父亲、母亲和子女,作为上帝的信徒,是教会内部的教友,是兄弟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也可见,西方人对于平等的执着和信念,也是在家庭中率先培养出来的。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内,有怎样的思想、行为和规范;家外,也必然被同样的思想、行为和规范所主导。西方的父权,被基督精神瓦解之后,家庭内所洋溢的是平等的气氛;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而当牢不可破的父权,都土崩瓦解之后,社会中还有哪一种权威能称得上权威?哪一种权威是不可以挑战的?哪一种权威不在民众的审视下变得战战兢兢呢?

 

与耶稣基督的思路相反,孔夫子和儒学的方法是:立。一方面,强化家、家族和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是,不断强化的“家”塑造了中国人的“小集体主义”、“山头主义”和熟人文化。所有社会关系,都建立在血缘亲疏的基础上;没有血缘,就模拟血缘。比如,桃园三结义、拜把子兄弟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称兄道弟等等,都是将基于血缘的同心圆,像水波一样向外衍射。

 

有幸进入圈子的,就是“自家人”;不在圈内的,对不起,和我无关。于是,中国人都无一例外的有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对内,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对外,事不关己,冷漠旁观。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只管自家“自留地”。宋史记载其“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以赡族人”,就是只管姓范的。其他人,还要去找自己的家、自己的妈。我范仲淹爱莫能助。

 

佛教普度众生,只要是生命,即使小猫小狗,野花杂草,都是佛家爱惜、怜悯的对象。寺庙之济贫、施药、救急和赈灾,也是无分姓氏,面向大众,普施恩惠;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稣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育婴堂,从来不是某家某姓的专利,而是劳苦大众之福音。它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某一个家族之福利组织。

 

另一方面,强化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威。为此,儒家苦心经营了一个孝道。什么是孝?就是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父母献出一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不止在肉体上是不独立的,是父母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在思想上、精神上,也要奉父母之意为教条,不得违逆,是为“勿违”。即便是父母亲错了,甚至,父母亲犯了罪,也要为其“亲亲相隐”。

 

如果说,西方的平等理念,是在家庭里首先宣扬和贯彻的话,那么,中国的家庭,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顺民培训基地。父权、族权、宗族权,在一个家庭里,拥有压倒性的权威,任何敢于挑战父权的尝试,都被消灭在萌芽之中。《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备受老祖宗贾母的溺爱,可是,在其父亲贾政面前,依然像老鼠见了猫,唯唯诺诺,胆战心惊。

 

皇权并非来自父权,但是,儒学者将并没有必然联系的两者,捆在一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君臣类比父子,以父子关系之天赋永恒,来彰显皇权之权威和不可抗拒。君父臣子,在家,儿子不能挑战父亲,必须服从父亲;在朝,臣子也不能违抗皇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这样的逻辑,皇帝能不喜欢吗?皇帝能不奉儒学为正宗,能不册封孔夫子为“万世师表”吗?因为,孔夫子在为皇家培养彻头彻尾的家臣啊!

 

在这个意义上,巩固父权,就是巩固皇权。所有的权力,无不和父权结缘,并借助父权而强化自我的权威性。阿Q被欺负了,背后悄悄地骂:我是你老子。只这一句话,就抚平了阿Q的创伤。因为,是别人的老子,是最大的精神胜利。在中国,很多人都会说,我爹都不打我,你居然敢打我。也隐含着,父权之中甚至包含着暴力处置权。

 

当然,中国的家庭绝不只是培养顺民,它还培养顺民的对立面:独裁者。不过,值得思考的是,顺民和独裁者并不一定是分离的,更大的可能性是两者合二为一。每个人都是两面的。对上,是顺民;对下,是独裁者。如贾政,见了贾母,乖乖的;在贾宝玉面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包括最底层的看门人,他虽然在家是最下层,可,对外时,是“第一把手”,不经过他,是进不了门的。于是,在外,他也是耀武扬威的土皇帝。换言之,在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每个人都是皇帝;除了真皇帝,每个人都既是皇帝,也是顺民。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儒学和基督教,也要PK一下。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耶稣基督之道,在“破”;破小家,求大家;去等级,求平等。最高目标是,每个人都不只是“亲吾亲”,而是同等的“亲人之亲”,甚至,像耶稣基督一样爱自己的敌人。

 

如果敌人也被宽恕,也被爱,世界必然充满了爱,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兄弟。所以,基督之破“小家”,并不是隔断每个人和家庭的联系、和父母兄弟之爱,而是,当你爱外人时,爱的波澜势必首先经过你的家人,家庭内的每个成员,不可能不被爱的潮水所波及、所淹没。正如马克思之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爱全人类,能不爱自己的家?

 

但设计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像一个考生,目标100分,实际或只能得80分;目标是80分,结果或许只有60分。换言之,一个好的设计,必须有提前量,必须保障不要落入最坏的境地。耶稣基督之目标,是要彻底铲平横亘在家族之间的高墙,但,耶稣基督也知道,人间没有圣人,也没有圣徒。信徒在思想上,认可耶稣之理念,可落在实处,总要打个折扣。

 

耶稣的理想,人间是平的,家和家之间,完全没有界限,一马平川。但实际上,围墙并没有完全拆除,只是大大降低了,或者,象征性地围个篱笆,以示分割。但,彼此相望,声气相通。绝非深壕高墙,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

 

孔孟儒学之道,在“立”。先小家,后大家;重血缘,别亲疏;贵礼仪,分上下。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不平等,儒学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家族之间,原本就有隔阂,礼制加深了这种隔膜;社会上,原本就有重重壁垒,孔夫子及其信徒更是加高、加固了围墙。使得中国社会,就像北方的四合院一样,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堡垒,“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家,是个人生活的中心,也是全部,从摇篮到坟墓。个人不知有社会,社会也没有对个人提供任何公共服务。这种社会形态,能不“一盘散沙”吗?指责中国人不团结,于理何在?反过来,你想和别人团结,别人也不把你当自己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血缘为纽带扩展自己的圈子的。不沾亲带故,你就永远是外人。

 

如上,是儒学和基督教之基本思路,成效如何呢?之下,做个简单对比。

 

第一,中国是“双轨制”,对内是一套,对外是另一套;西方是单一规则,内外一致。

 

将“双轨制”之弊暴露无遗的是“怀橘遗亲”——陆绩在别人家做客,吃完了,还要兜着走,被抓了个现行,但,陆绩有一个很好的托词,就是他母亲喜欢吃橘子。于是,历代儒学家不仅不怪陆绩,反倒将其树立为道德模范。

 

未经允许顺走别人家的橘子,虽然不是什么大恶,但,绝不能说是善行。可是,这就是儒家的规则,对自己一套,对他人一套。

 

如果“双轨制”是终点,也就罢了。事实是,当“双轨制”破坏了规则的一致性之后,规则也就不成为规则了。于是,没有规则、“无轨制”成为我们的特色,而其根源在于“双轨制”。

 

仍以家为例。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物种:“后妈”。对自己现任丈夫带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后妈”是噩梦的代名词。国内发生的几乎所有虐待儿童的行为,多是“后妈”干得。为什么?因为,她不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以血缘别亲疏,是儒家宗族制度中分嫡庶、论大宗小宗的基本逻辑。换句话说,“后妈”慢待他人的孩子、优待自己的孩子,是有理论基础的。

 

欧美,极少这种分别。有的话,比之于中国,大致可以到忽略的程度。2010年,我女儿和美国做校际交换,家里来了一个美国女孩,但是地道的中国面孔。2岁的时候,被美国妈妈收养。对自己的过去,除了知道出生于武汉之外,一无所知。她在美国长大,讲纯正的英语。她还有一个妹妹,也是中国人,也是被她的美国母亲收养的。

 

据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总共收养了8万多名中国孤儿,且,都是女孩。这些中国孩子,和美国人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她们在美国家庭都受到了很好大照顾,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第二, 中国是熟人社会,西方是匿名社会。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信任半径,也以家庭为圆心向外扩展。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面向陌生人的社会组织。西方则不同,是匿名社会。其社会信任的半径,大大高于中国。现代社会之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制、银行、保险、股市、期货,此经济方面。议会、法院、律师、选票、选举、党派、社团,此政治方面。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学会、协会、孤儿院、福利院,此社会方面等组织,都是公众性的,大都源于西方。

 

这与西方是匿名社会,信任半径比较大,有直接关系。没有信任,就没有组织。中国人不大相信外人,自然不会建立有外人的组织!

 

第三,中国以“家”为核算单位,家庭成员之间,权责界线不清,导致家庭内部利益纠纷不断;西方以“人”为独立核算单位,父子兄弟,经济往来,一清二白,极少发生利益纠葛。

 

儒学的基础,是“家”;第一步的中心,也是齐家。可是,中国家庭内部的矛盾,并不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为旁证。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核算以“家”为单位,不区分个人在集体中的贡献是多少。

 

于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努力拼搏的孩子,和好吃懒做混日子、甚至赌博泡妞抽鸦片的,最后分家产的时候,一样多,诸子均分。这样的家族制度,不发生矛盾,才是怪事呢。还有,儿子靠父亲之“啃老族”,老子依仗儿子的“卖老族”,等等,都是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关系模糊带来的恶果。

 

国外,至少在经济上,家庭内部也是界限分明的。前一段,美国著名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因为其母亲未经允许处理了他的财物,他就到法院起诉了。中国大陆黑科比的一大堆年轻人,可算抓住了把柄,说连自己的母亲都起诉,这是什么人品啊。可在美国,没有一个人说科比的不是。

 

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在中国,家庭内财产,默认属于每一个人,人人有份。美国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熟悉美国文化的年轻人,需要先了解美国,再发言。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他人。

 

第四,中国社会的权力差距大,社会公平性较差;西方社会权力差距小,社会公平程度相对较高。

 

没有绝对的公平,凡是讨论绝对的,可以休矣。美国和中国比较,也只是公平程度更高,而不是达到了理想状态。打个比方,说海平,其实海不平。有时微浪,有时小浪,还有大浪、狂浪和巨浪。如果说,中国是巨浪的话,美国应该是小浪微浪,但都不是玻璃一样的纯平。

 

对公平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即便在中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对权贵的蔑视,和对公平的呼唤。但不幸的是,儒学之种种教条,都在强化不平等;耶稣基督之教义,是在向公平的理想迈进。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效即真理”——在社会领域,不存在完全正确的社会理论,也没有完美的社会现实;也不存在完全错误的社会理论,也没有万恶的社会现实。比较儒学和基督教,也绝非一个是纯白,另一个是漆黑,只能是哪一种学说对社会产生了更好的影响。一个更好的社会,应该能反证其奉行的社会学说,是一种更好的理论。仅此。

 

 

2017122日星期日;

北京,望京家中;

本年第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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