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司机的基本要求，是要有预判，而不是老紧急刹车。即便是我家之“闪电”——一只叫“闪电”的泰迪熊——她在冲向自己喜爱的玩具时，也不是直奔目标，而是提前减速，然后，借助惯性在光滑的地面滑行一段距离；当速度为0时，正中目标。

一种社会理论，是否应该从最坏处着手、向最好处努力；换言之，是否应该有容错性？是否应该考虑到理论和实际的偏差？是否应该考虑其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篡改和修正？是否应该考虑“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之博弈效应呢？

从“金球制胜法”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也就是意大利之“混凝土”式防守获得了1982年世界杯之后，防守反击之风盛行。足球易守难攻，为了取得好成绩，各足球队，不管是国家队，还是俱乐部，首先想到的是加强防守，使本队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伺机偷袭；一旦得手，就可能决定比赛的走向。一时间，防反战术风靡世界，比赛之进球数，与日俱减。球迷都是看进球的，进球就像男人射门一样具有快感。没进球，就没了兴奋点，谁还看球啊。于是，足球场门庭冷落。这可急坏了国际足联。

怎么办？鼓励进攻啊。

于是，国家足联的顶级专家们，闭门思过，群策群力，发挥集体智慧，推出了一项旨在鼓励进攻的“金球制胜法”。规则是：90分钟打平，加时赛；加时赛里，只要一方打进一球，比赛立刻终止。由于进球有极大的随机性，人们遂将此规则戏称为“突然死亡法”。国际足联和专家们的设想，很简单：不进攻就死。只要对方攻进一球，你连“复仇”的机会，都没有了。FIFA的逻辑是：对方先进球→ 我就死了→那么，我就要先进球→所以，我就要攻出来→比赛就好看了。

专家们，很为自己的设计得意。于是，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之后，在1996年的欧洲杯中，“金秋制胜法”正式实施。可仅仅6年之后，“金球制胜法”就被叫停了，成了国际足联最短命的一项改革。数据表明，“金球制胜法”实施之后，各个球队在加时赛的战术是“确保不被绝杀”；两支球队都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不丢球上，而不是进球，因此，金球制时代下的很多加时赛，都没有进球。

1996年-2002年，有四届国际大赛，分别是1996年、2000年欧洲杯和1998年、2002年的世界杯。四届大赛，17场比赛90分钟战平，其中，9场比赛进入点球大战。利用加时30分钟决出胜负的概率稍低于50%，超过50%的比赛还是拖到了点球定胜负；加时的作用仅仅是延长，而不是决出胜负。

为什么出现与专家的预测完全相反的比赛场面呢？因为，球队的逻辑是这样的：我没有能力“杀死”对方，但，有能力保证自己不被“杀死”。换言之，在杀死对方之前，最要紧的是，先保证不被对方杀死。在“一剑封喉”的对决中，最重要的是，先保证自己还活着。就像敌我对阵，你并不能保证子弹能射中对方，但，可以躲在坚固的掩体里，保证自己不被敌方打中。

因此，“金球制胜法”实施之后，没有鼓励了进攻，反倒鼓励了防守。参赛队为了走得更远，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都把防守放在第一位。在没有很好的机会、可靠的把握之前，首先稳固防守；进攻，也是佯攻，不敢大举压上，担心被对方打了反击。进攻是假，防守是真；双方的重心都在严防死守，进攻能有成效吗？加时赛还能紧张激烈和好看吗？

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国际足联和专家们的初衷，其初衷，肯定是鼓励进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换言之，一项社会设计的好坏，是不能由初心和动机来决定的。用心良善，并不能保证制度设计之完美；动机不纯，或许能歪打正着。

言归正传——儒学和基督教，哪一个是更好的设计呢？

有了以上的引子，我们首先可以摒弃的是动机说。

不说动机，但，要说一下目标。窃以为，儒家和基督教的社会理想，是完全一样的。打个比方，孔夫子和耶稣基督，要是在中国参加高考的话，理想是一样的，都是进入清华或北大。差别是什么呢？差别是学习的方法，或者说，实现理想的手段，是否有效。

换言之，儒学和基督教，都是以建设一个天堂一样的世界为己任，《礼记》之大同世界，陶渊明之桃花源，西方之理想国、乌托邦、香格里拉、香巴拉，反映了中西方对理想世界的构想，是完全一致的。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到达理想的彼岸，进入桃花源，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呢？

法国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中，为我们描绘了以家庭为单位的部落式生活：在多利安人占领之后或更早些时候，施行家长或部落式统治的氏族政体充其量只能容忍这样的农民生活。每个部落就是一个小型的原始群体，它自耕自食，生性好斗，动不动就大打出手；在这种没有正式法规的社会里，族间仇杀和以命偿命就像荣誉的准则一样十分时髦。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偶像，自己的奢望，自己的传说以及为自己的祖先的功勋感到骄傲的首领。

这段话，至少有三层含义：

第一， 家、家庭和家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史前、游牧部落、家庭农场以及工业革命以来的手工作坊，直到今日，家族企业依然是世界范围内最普遍的经济形态。中国、日本、欧洲、美国和日本，概莫能外。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堡垒。人类诞生以来，历经数十万年，技术进步可谓登峰造级，甚至远远超出了人类自己的预期。但是，作为基本的社会组织单元，家，依然坚如磐石。

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并没有走出丛林时代。因为，所有动物，也是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的。比如，非洲草原上的狮群、象群，北极圈内的北极熊、南极洲的企鹅、峨眉山的猕猴，更低等的蜂群、蚁群等等。没有一种动物组织，超出了家的范畴；一个群落中的所有动物，都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

从社会性上作比较，动物和人类的区别在于：动物是基于血缘的，所有动物的所有行为，不会超越家族的边界。出了界，就是和另一个种群战斗。人类也是基于血缘的，但是，血缘不是唯一的纽带。通过商业契约，不同地域的人们，可以有贸易往来；利益趋同的人，可以组成公司；通过战争、赎买或协商谈判，也可建立更为复杂的社会组织国家。这就是说，人类之所以能够在与动物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一个可能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的合作，更早地跨越了血缘的壁垒，从而，大大地拓展了人类的集体力量。

第二，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信仰、偶像以及各自崇拜的英雄。

第三，部族间冲突，是社会冲突的最主要形式，也是社会和谐的最大威胁。如果，部族之间冲突不断，难以调和，社会的组织程度，将大大降低。最可能的状态是，部族之间因为长期血拼和争斗，逐渐形成一种均衡，相互妥协，但互不往来。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领地；内外分明，互不相扰。一旦有一方越界，就会被视为侵犯，再起争端。

这种状态，并非武断。台湾山地民族、四川西康地区之彝族，直到20世纪初，都是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其实，要是没有人类高于其他动物的自以为是的观念，此种状态，和非洲草原上狮群之各自划分领地，毫无二致。

这不是说部族内部，没有矛盾。亲兄弟打得不可开交的，有的是。唐太宗李世民为登上皇位，还要了自己亲兄弟的命。只是说，部族之间的纷争，无论规模、惨烈程度、频率，都远高于部族内部的矛盾。于是，才有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之说。

换言之，消弭部族之间的分歧、敌对和仇杀，是一个与人类如影随形的永恒难题——耶稣基督所创立的基督教，选择的方法是：破。即，打破一个一个基于血缘所建立的自然家庭，让每一个人都从自我封闭、以血缘为界的家庭堡垒中走出来，从各自的血统生父身边走开，汇聚到所有人共同的精神父亲上帝的身边，组成一个不分血缘、不分地域、不分语言和种族的四海为一的大家庭。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

自然血亲家庭，都被打破了，家族、宗族和部落的藩篱，更加要不得，更是要被基督教义彻底扫平。曾经隔绝在家庭之间、部落之间的鸿沟，被基督之博爱所弥合。因此，理想之国、基督所指引的国度，一定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平坦的、人人平等的自由家园。

如此，每一个人，就有了两个父亲。一个是生父，一个是天父。生父主肉体，而天父主精神。我们也知道，人是精神主宰肉体的，行为是受思想引导的。在这个意义上，天父毫无疑问地高于生父。所以，信仰基督教的家庭，是没有祖先崇拜的。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不能接受的是，在中国家庭里，有各代祖宗和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

毫无疑问，在人类的所有权力当中，父权是最为稳固、也最牢不可破的。即便高高在天之上帝，也将自己比作天父。因此，如果一个人可以在理智上，否定他的父亲，那就没有什么是不能否定的了，就没有什么是不可挑战和违抗的。另一方面，当一个人在精神上取得了与其父亲并驾齐驱的地位之后，就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其上。

足见，西方之平等观念，首先是在家庭中，打破了父权。家庭，仅仅是一个自然的社会组织，在精神上，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兄弟姊妹也好，都是上帝的直接子民。家庭里的每个成员，都可以与上帝直接互动。因此，父亲、母亲和子女，作为上帝的信徒，是教会内部的教友，是兄弟关系。“四海之内皆兄弟”，兄弟是平等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也可见，西方人对于平等的执着和信念，也是在家庭中率先培养出来的。家庭，是每个人的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内，有怎样的思想、行为和规范；家外，也必然被同样的思想、行为和规范所主导。西方的父权，被基督精神瓦解之后，家庭内所洋溢的是平等的气氛；没有一个人，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人，包括自己的父母。而当牢不可破的父权，都土崩瓦解之后，社会中还有哪一种权威能称得上权威？哪一种权威是不可以挑战的？哪一种权威不在民众的审视下变得战战兢兢呢？

与耶稣基督的思路相反，孔夫子和儒学的方法是：立。一方面，强化家、家族和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结果是，不断强化的“家”塑造了中国人的“小集体主义”、“山头主义”和熟人文化。所有社会关系，都建立在血缘亲疏的基础上；没有血缘，就模拟血缘。比如，桃园三结义、拜把子兄弟以及普通人之间的称兄道弟等等，都是将基于血缘的同心圆，像水波一样向外衍射。

有幸进入圈子的，就是“自家人”；不在圈内的，对不起，和我无关。于是，中国人都无一例外的有两张面孔和两副心肠。对内，热情洋溢，乐于助人；对外，事不关己，冷漠旁观。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也只管自家“自留地”。宋史记载其“好施予，置义庄里中，以赡族人”。“以赡族人”，就是只管姓范的。其他人，还要去找自己的家、自己的妈。我范仲淹爱莫能助。

佛教普度众生，只要是生命，即使小猫小狗，野花杂草，都是佛家爱惜、怜悯的对象。寺庙之济贫、施药、救急和赈灾，也是无分姓氏，面向大众，普施恩惠；基督教也是如此。耶稣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医院、学校、孤儿院、育婴堂，从来不是某家某姓的专利，而是劳苦大众之福音。它为每一个需要的人，提供帮助，而不是某一个家族之福利组织。

另一方面，强化父权在家庭中的权威。为此，儒家苦心经营了一个孝道。什么是孝？就是时刻准备着为自己的父母献出一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人，不止在肉体上是不独立的，是父母的一部分，更重要的，在思想上、精神上，也要奉父母之意为教条，不得违逆，是为“勿违”。即便是父母亲错了，甚至，父母亲犯了罪，也要为其“亲亲相隐”。

如果说，西方的平等理念，是在家庭里首先宣扬和贯彻的话，那么，中国的家庭，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顺民培训基地。父权、族权、宗族权，在一个家庭里，拥有压倒性的权威，任何敢于挑战父权的尝试，都被消灭在萌芽之中。《红楼梦》中的贾宝玉，虽备受老祖宗贾母的溺爱，可是，在其父亲贾政面前，依然像老鼠见了猫，唯唯诺诺，胆战心惊。

皇权并非来自父权，但是，儒学者将并没有必然联系的两者，捆在一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君臣类比父子，以父子关系之天赋永恒，来彰显皇权之权威和不可抗拒。君父臣子，在家，儿子不能挑战父亲，必须服从父亲；在朝，臣子也不能违抗皇权，必须无条件地服从皇帝。这样的逻辑，皇帝能不喜欢吗？皇帝能不奉儒学为正宗，能不册封孔夫子为“万世师表”吗？因为，孔夫子在为皇家培养彻头彻尾的家臣啊！

在这个意义上，巩固父权，就是巩固皇权。所有的权力，无不和父权结缘，并借助父权而强化自我的权威性。阿Q被欺负了，背后悄悄地骂：我是你老子。只这一句话，就抚平了阿Q的创伤。因为，是别人的老子，是最大的精神胜利。在中国，很多人都会说，我爹都不打我，你居然敢打我。也隐含着，父权之中甚至包含着暴力处置权。

当然，中国的家庭绝不只是培养顺民，它还培养顺民的对立面：独裁者。不过，值得思考的是，顺民和独裁者并不一定是分离的，更大的可能性是两者合二为一。每个人都是两面的。对上，是顺民；对下，是独裁者。如贾政，见了贾母，乖乖的；在贾宝玉面前，威风八面，不可一世。包括最底层的看门人，他虽然在家是最下层，可，对外时，是“第一把手”，不经过他，是进不了门的。于是，在外，他也是耀武扬威的土皇帝。换言之，在中国，不是一个皇帝，而是每个人都是皇帝；除了真皇帝，每个人都既是皇帝，也是顺民。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作为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儒学和基督教，也要PK一下。两相比较，不难发现：耶稣基督之道，在“破”；破小家，求大家；去等级，求平等。最高目标是，每个人都不只是“亲吾亲”，而是同等的“亲人之亲”，甚至，像耶稣基督一样爱自己的敌人。

如果敌人也被宽恕，也被爱，世界必然充满了爱，自然也包括自己的家庭、父母和兄弟。所以，基督之破“小家”，并不是隔断每个人和家庭的联系、和父母兄弟之爱，而是，当你爱外人时，爱的波澜势必首先经过你的家人，家庭内的每个成员，不可能不被爱的潮水所波及、所淹没。正如马克思之名言：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爱全人类，能不爱自己的家？

但设计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就像一个考生，目标100分，实际或只能得80分；目标是80分，结果或许只有60分。换言之，一个好的设计，必须有提前量，必须保障不要落入最坏的境地。耶稣基督之目标，是要彻底铲平横亘在家族之间的高墙，但，耶稣基督也知道，人间没有圣人，也没有圣徒。信徒在思想上，认可耶稣之理念，可落在实处，总要打个折扣。

耶稣的理想，人间是平的，家和家之间，完全没有界限，一马平川。但实际上，围墙并没有完全拆除，只是大大降低了，或者，象征性地围个篱笆，以示分割。但，彼此相望，声气相通。绝非深壕高墙，壁垒森严，老死不相往来的景象。

孔孟儒学之道，在“立”。先小家，后大家；重血缘，别亲疏；贵礼仪，分上下。人与人之间，本来就不平等，儒学强化了这种不平等；家族之间，原本就有隔阂，礼制加深了这种隔膜；社会上，原本就有重重壁垒，孔夫子及其信徒更是加高、加固了围墙。使得中国社会，就像北方的四合院一样，分割成一个个独立的堡垒，“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家，是个人生活的中心，也是全部，从摇篮到坟墓。个人不知有社会，社会也没有对个人提供任何公共服务。这种社会形态，能不“一盘散沙”吗？指责中国人不团结，于理何在？反过来，你想和别人团结，别人也不把你当自己人，因为，每个人都是以血缘为纽带扩展自己的圈子的。不沾亲带故，你就永远是外人。

如上，是儒学和基督教之基本思路，成效如何呢？之下，做个简单对比。

第一，中国是“双轨制”，对内是一套，对外是另一套；西方是单一规则，内外一致。

将“双轨制”之弊暴露无遗的是“怀橘遗亲”——陆绩在别人家做客，吃完了，还要兜着走，被抓了个现行，但，陆绩有一个很好的托词，就是他母亲喜欢吃橘子。于是，历代儒学家不仅不怪陆绩，反倒将其树立为道德模范。

未经允许顺走别人家的橘子，虽然不是什么大恶，但，绝不能说是善行。可是，这就是儒家的规则，对自己一套，对他人一套。

如果“双轨制”是终点，也就罢了。事实是，当“双轨制”破坏了规则的一致性之后，规则也就不成为规则了。于是，没有规则、“无轨制”成为我们的特色，而其根源在于“双轨制”。

仍以家为例。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物种：“后妈”。对自己现任丈夫带来的、另一个女人的孩子，“后妈”是噩梦的代名词。国内发生的几乎所有虐待儿童的行为，多是“后妈”干得。为什么？因为，她不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以血缘别亲疏，是儒家宗族制度中分嫡庶、论大宗小宗的基本逻辑。换句话说，“后妈”慢待他人的孩子、优待自己的孩子，是有理论基础的。

欧美，极少这种分别。有的话，比之于中国，大致可以到忽略的程度。2010年，我女儿和美国做校际交换，家里来了一个美国女孩，但是地道的中国面孔。她2岁的时候，被美国妈妈收养。对自己的过去，除了知道出生于武汉之外，一无所知。她在美国长大，讲纯正的英语。她还有一个妹妹，也是中国人，也是被她的美国母亲收养的。

据统计，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家庭总共收养了8万多名中国孤儿，且，都是女孩。这些中国孩子，和美国人肯定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她们在美国家庭都受到了很好大照顾，开始了新的、幸福生活。

第二， 中国是熟人社会，西方是匿名社会。

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信任半径，也以家庭为圆心向外扩展。所以，在中国，很难建立起面向陌生人的社会组织。西方则不同，是匿名社会。其社会信任的半径，大大高于中国。现代社会之公司、有限公司、股份制、银行、保险、股市、期货，此经济方面。议会、法院、律师、选票、选举、党派、社团，此政治方面。学校、医院、图书馆、博物馆、俱乐部、学会、协会、孤儿院、福利院，此社会方面等组织，都是公众性的，大都源于西方。

这与西方是匿名社会，信任半径比较大，有直接关系。没有信任，就没有组织。中国人不大相信外人，自然不会建立有外人的组织！

第三，中国以“家”为核算单位，家庭成员之间，权责界线不清，导致家庭内部利益纠纷不断；西方以“人”为独立核算单位，父子兄弟，经济往来，一清二白，极少发生利益纠葛。

儒学的基础，是“家”；第一步的中心，也是齐家。可是，中国家庭内部的矛盾，并不少。“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可为旁证。为什么“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核算以“家”为单位，不区分个人在集体中的贡献是多少。

于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努力拼搏的孩子，和好吃懒做混日子、甚至赌博泡妞抽鸦片的，最后分家产的时候，一样多，诸子均分。这样的家族制度，不发生矛盾，才是怪事呢。还有，儿子靠父亲之“啃老族”，老子依仗儿子的“卖老族”，等等，都是家庭成员之间利益关系模糊带来的恶果。

国外，至少在经济上，家庭内部也是界限分明的。前一段，美国著名篮球明星科比.布莱恩特，因为其母亲未经允许处理了他的财物，他就到法院起诉了。中国大陆黑科比的一大堆年轻人，可算抓住了把柄，说连自己的母亲都起诉，这是什么人品啊。可在美国，没有一个人说科比的不是。

这就是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在中国，家庭内财产，默认属于每一个人，人人有份。美国不是这样的。所以，不熟悉美国文化的年轻人，需要先了解美国，再发言。不要用自己的价值观，去评价他人。

第四，中国社会的权力差距大，社会公平性较差；西方社会权力差距小，社会公平程度相对较高。

没有绝对的公平，凡是讨论绝对的，可以休矣。美国和中国比较，也只是公平程度更高，而不是达到了理想状态。打个比方，说海平，其实海不平。有时微浪，有时小浪，还有大浪、狂浪和巨浪。如果说，中国是巨浪的话，美国应该是小浪微浪，但都不是玻璃一样的纯平。

对公平的追求，是人类的共性，即便在中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对权贵的蔑视，和对公平的呼唤。但不幸的是，儒学之种种教条，都在强化不平等；耶稣基督之教义，是在向公平的理想迈进。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先生，有一句名言“有效即真理”——在社会领域，不存在完全正确的社会理论，也没有完美的社会现实；也不存在完全错误的社会理论，也没有万恶的社会现实。比较儒学和基督教，也绝非一个是纯白，另一个是漆黑，只能是哪一种学说对社会产生了更好的影响。一个更好的社会，应该能反证其奉行的社会学说，是一种更好的理论。仅此。

2017年1月22日星期日；

北京，望京家中；

本年第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