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是原子形态的。对此，最形象的描述莫过于孙中山先生之“散沙”论。

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数比较起来，我们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但是中国人的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严复先生，看法几同。

中国廿余口之租界，英人处其中者，多不逾千，少不及百，而制度厘然，隐若敌国。吾闽粤民走南洋台湾非洲者，所在以亿计，然终不免为人臧获驱驰也，悲夫！

数以百万计、上亿的中国人，被外人驱使，原因何在？不团结、一片散沙也。

当今之日，离孙中山和严复先生之时代，已去百年，然而，我们的个人主义倾向，有增无减。北京大学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说：今天大学所培养的，不过是一群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2003年春季，中国发生了大范围SARS疫情，北京也是重灾区。为防止疫情扩大，北京的大学都停课了。我在的学校，也停课了。等疫情过去，再开学，已经是6月，毕业生都该离校找工作了。为了给毕业生增加技能，使得他们在就业市场上，有竞争力。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紧急开展了面向毕业生的电子商务职业培训，培训点设在我们学院，我是主要参与者之一。

要培训，也要考试，之后，发个证，相当于资格证明。

不巧的是，考试那天，网络不通了。考试是在线的，试题下载、答案提交，都要在线进行。但，偏偏出故障了。此时，我就想用一台学生的机器作测试，和对方联系一下，以验证是否是网络系统出了问题。尽管无法答题了，但，我和好几个学生提出这个要求时，他们都拒绝了。没有人愿意让出自己的机器，好像那样做，会影响了他们的成绩。而事实是，那时，他们的计算机并不能正常操作。

一个学生都没有，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键盘，好像那是一块不容他人染指的美味的蛋糕。

之后是如何解决的，不再赘述。但这一片段，使我惊异于中国的利己主义到了怎样登峰造极的地步——为自己，还不是为别人，不损害个人利益的情形下，都不愿意比他人多出一点力。

人，是群居的，或者，就人类的理性而言，只有依靠集体，才能在与动物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因为，与任何一种动物相比，人都明显地处于劣势。人，没有羚羊跑得快，也没有狮子和老虎威猛；没有野狗的嗅觉灵敏，也不像长颈鹿一样居高临下，还有360的视野。所以，狩猎时期，人类一定是集体出动，依靠集体的智慧，才能抓到猎物，维持早期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人，天生是一种集体动物。如柏拉图所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而是如何处理公共事务。从非洲草原，到亚马逊丛林，再到蒙古大漠和青藏高原，所到之处，人类都是以群体、聚居的形式，和动物竞争，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集体的形成是无条件的。正相反，集体之成为集体，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

人们自愿加入一个集体（注意是自愿），并放弃或让渡自己部分权利的唯一原因，是在集体中所得至少大于其单干收入。这是从加入者的角度看。另一方面，一个集体若不是靠强制和暴力，还能持续下去的唯一原因也在于，每一个加入者进入集体之后之所得，都大于其单干收益。只要有一个人，观察到其所得变差，他肯定逃跑。除非是被绑架。

不妨观察一下帝企鹅，在南极洲的狂风和暴雪中，是如何抱团过冬的。

南极洲年平均气温为零下25度；沿海地带，气温较高，也在零下20度上下，如何在极寒地带安全过冬，即使对于耐寒的企鹅，也是严酷的挑战。

帝企鹅是企鹅中体形最大的一种，身高可达90厘米，最高的可达1米20。和其他种类企鹅不同的是，帝企鹅是在冬季产卵和孵化的。这就带来一个更严峻的问题，帝企鹅不仅要保障自己安全过冬，还要有足够的温度来孵化小企鹅。

于是，科学家们在南极洲滨海滩地，见识了动物界最为壮观、也最为感人的画面，数万只帝企鹅围成一个圈子，最大限度地缩小彼此的距离，以抵御南极洲最恶劣的狂风和暴雪。北风呼啸，白雪飘飘，天地一体，茫然一色，天空中弥漫着飞旋的雪花；一只只企鹅寂寂独立、默默不语，组成一个方圆数百米的企鹅群，以集体的力量演绎着南极冰原上最优美的生命之歌。

处于中心的企鹅，自然是喜欢抱团的。因为，她们的四周，被其他企鹅所包围，阻挡了在冰原上肆虐的飞雪，另一方面，企鹅的体温也不会流失，可以相互取暖。即：越是中心的企鹅，越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但这不是说，位于边缘的企鹅、特别是最外层的企鹅，感受不到组织的暖意。倘如是，最外圈的企鹅，就没必要加入；最外圈的企鹅走了，次外层的企鹅，就成了最外圈，也会逃之夭夭。帝企鹅之抱团取暖，随之崩溃。 

换言之，帝企鹅之所以能抱团取暖，意味着企鹅群中的每一个企鹅，其感受都是帕累托改进的——每一个企鹅的状态，都比单独“伫立在风中”，有了改善；且，没有一个企鹅的状态改善，来自于另一个企鹅的状态变坏。中心区域的企鹅，改善更多；边缘区域的企鹅，改善较少；即便是最外层的企鹅，也变好了。因为，要是她独立寒丘的话，是四面受风，而加入群体之后，是180度迎风，境况也显著改善了。 

这是我的观察和分析。后来，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跟踪了四个月，从空中俯拍，发现帝企鹅之抱团，更加民主化，即：中心区域的企鹅，不是绝对核心，也就不总是最大得利者；边缘的企鹅，也不是总在边缘，也有机会进入核心，分享集体带来的最大收益。

据科技杂志Wired网站报道，成千上万雄性帝企鹅在南极的寒风中挤成一团，以孵化企鹅蛋。这些挤在一起的企鹅大概30到60秒变换一次队形，以保证每个企鹅都能有机会在整个抱团温暖的中心。企鹅们抱团取暖的秘诀在于，保持正确的队形，如果企鹅们站得太松，就不足以保持足够的热量。但是，如果他们挤得过紧，则不能有效变换队形，边缘的企鹅可能得不到足够的热量。

企鹅们每一分钟大约移动2到4英寸脚步，这样可以保持整个队形的松紧适中，变换队形也使得企鹅轮换出现在抱团最温暖的中心，企鹅们从一头进入，到达中心，再从另一头出去。这种缓慢的行进还让许多企鹅的小群体能够组成一个大的抱团。研究者还发现，企鹅个体不改变其和周边企鹅的相对位置，也不横穿抱团。每只企鹅缓慢的移动能保证抱团整体运行良好。

如此，抱团取暖的每一个企鹅，状态不仅会改善，而且，长期来看，改善的程度也大体一致。也就是说，企鹅集体主义的成立，恰恰是保障了每一个企鹅的个体利益，在集体中都有改善；而不是部分企鹅得利，另一部分企鹅受损。

企鹅如此，人会如何？下面，再说一个藏民狩猎的故事。

美国人类学者罗伯特.彼.埃克瓦尔，1930年代曾经带着自己的美国妻子和孩子，居住在今天甘肃南部的藏族聚居区，在其所著《西藏的地平线》一书中，他真实地记录了藏族同胞如何瓜分猎物：

我的伙伴们争相去宰杀羚羊，其敏捷的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最后，猎物被分割成相等的七份，这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合理的一份。猎物的皮毛分给了我，作为用我的枪猎杀羚羊的酬谢。按照藏族的习惯，酬谢的东西必须属于枪的主人，而不是使用枪的人。对于一个猎人来说，射击时，仅仅是身体颤动了一下，一份肉食已是足够的酬劳了。毛皮属于猎枪的所有者，这是对拥有枪支者的报酬。假如我使用的枪，是借别人的，毛皮就会交到枪的主人那里去。即使猎物是我射杀的，但，枪却是别人的，毛皮也就不能属于我而属于枪的主人。这是藏族人的规矩。

企鹅有抱团取暖的天赋，藏人有合作打猎的文化，为什么饱受集体主义熏陶的国人，却没有集体观念，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冷漠、自私、欺骗和缺乏公德呢？原因何在？

1792年，跟随马格尔尼英国访华团来中国访问的约翰.巴罗如是说：

一个天性既不残忍，也不阴郁暴躁，而是和平、温顺和快乐的民族，其性格之中却有这些令人不快的特点（注释，就是上文所述：冷漠、自私、缺乏公德、不诚实），只能归之于习俗的教化和无时不在的权威的胁迫。这一推断可以由大批不同时期来到菲律宾群岛、巴达维亚（现在印尼）、槟榔屿，和其他我们东印度公司属地的移民行为得到证明。在那些地方，他们的诚实跟他们的温顺和勤奋一样出色。

什么是无时不在的权威呢？专制是也，皇权是也，大一统是也。对此，约翰.巴罗进一步写到：中国人满足于在朝廷中没有任何发言权，他们甚至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是否有任何权力。在这样的国度，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热情源自信任，冷漠由于怀疑和敌意。朋友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对敌人，则要处处小心，处处设防，当“处处设防”的成本太高难以承受时，一个更好的办法是拒绝接触和交流，以免上当受骗。冷漠由此而生——每一个人都披着一层坚硬的铠甲，把自己装进去，对外，始终是一副冷冰冰的无表情面容。

冷漠和热情，都不是凭空来的，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在一个满是怀疑、隐瞒、欺诈的恶劣环境中，呆长了，人自然会提高警惕，严防被骗，就像地下工作者，对周围的所有人，都以“假想敌”的思维和眼光进行审视，久而久之，冷漠是必然的。热情、坦诚待人，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好处，只会给你带来更大麻烦。

不信任别人，相互猜忌和怀疑，甚至写密信、告黑状，正是专制统治的秘诀之一。只有群众斗群众，全社会演变成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对他人，冷眼相向；对公共事务，袖手旁观；对公平正义，冷漠麻木。惟如此，才是当权者满心欢喜的。换言之，一盘散沙，正是专制政府所希望看到的。反之，要是群众之间没矛盾，亲如兄弟，精诚合作，反倒是君上寝食难安、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且看实例。

容闳是1872年中国公派留学项目的负责人，正式名称叫学生监督，简称学监。清政府给他安排的副手叫陈兰彬，翰林出身，居刑部20年，久屈于主事末秩，不得升迁。何也？胆小怕事儿，什么责任也不承担。“即一羽之轻，陈君视之不啻泰山，不敢谓吾力足以举之”。 

就是这么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儿，被满清委以重任。任务是什么呢？拆容闳的台、监视容闳，打小报告，告状。容闳在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对陈兰彬之所为，极为克制地写道：

陈既挟此成见，故当其任监督时，与子共事，时有龃龉，每遇极正当之事，大可著为定律，以期永久遵行者，陈辄故为反对以阻挠之。例如，学生在校中或假期中之正杂各费。又如学生寄居美人寓中随美人而同为祈祷之事，或星期日至教堂瞻礼，以及平日之游戏、运动、改装等问题，凡此琐琐细事，随时发生。每值解决此等问题时，陈与学生常生冲突，予恒居间为调停人。

但遇学生为正当之请求，而陈故靳不允，则予每代学生略为辩护。以是陈疑予为偏袒学生，不无怏怏。虽未至形诸辞色，而芥蒂之见，固所不免。盖陈之为人，当未至美国以前，足迹不出国门一步，故于揣度物情，评衡事理，其心中所依据为标准者，仍完全为中国人之见解，即其毕生所闻，亦以久处专制压力之下，习于服从性质，故绝无自由之精神与活泼之思想。

而此多数青年之学生，既至新英国省，日受新英国教育之陶熔，且习与美人交际，故学识乃随年龄而俱长。其一切言行举止，受美人之同化而渐改其故态，固有不期然而然者，此不足为学生责也。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炮吸自由空气，其平昔性灵上所受极重之压力，一旦排空飞去，言论思想，悉与旧教育不侔，好为种种健身之运动，跳踯驰骋，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何足深怪！但在陈兰彬辈眼光观之，则又目为不正当矣。

不过，颇为搞笑的是，陈兰彬反倒因为他大力反对的留学项目升了大官，担任大清国驻华盛顿全权公使，后来居上，成了容闳的上司。容闳是副使，可容闳并无意于官位，给李鸿章写信坚辞其职。李鸿章复信，让容闳兼任留学监督，全权处理留学事务，容闳才勉强同意。此时，陈兰彬位高权重，更加肆无忌惮，不仅自己和容闳作对，还故技重施，安排自己的铁杆儿吴子登担任容闳的副手，继续挖容闳的墙角，并对容闳形成上下夹击之势。

有陈兰彬做后台，吴子登比陈兰彬干得更卖力。

一八七六年秋间，吴子登既任事，对于从前已定之成规，处处吹毛求疵，苛求其短。顾有所不满意，又不明以告予，惟日通消息于北京，造为种种谣言：谓予若何不尽职，若何纵容学生，任其放荡淫佚，并授学生以种种不应得之权利，实毫无俾益：学生在美国，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读书时少而游戏时多；或且效尤美人，入各种秘密社会，此种社会有为宗教者，有为政治者，要皆有不正当之行为；坐是之故，学生绝无敬师之礼，对于新监督之训言，若东风之过耳；又因习耶教科学，或入星期学校，故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此等学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国，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他日纵能学成回国，非特无益于国家，亦且有害于社会，欲为中国国家谋幸福计，当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撤回留美学生，能早一日施行，即国家早获一日之福云云。 

容闳先和陈兰彬，后与陈兰彬、吴子登意见相左、互相掣肘，李鸿章不知道吗？知道。总理事务衙门不知道吗？知道。满清政府不知道吗？也知道。可为什么不调换任何一方呢？这就是数千年专制制度的官场秘籍——下属互不信任，彼此猜忌，上级才好差遣。一会儿以左压右，下一刻，以右压左。左右两派，为了邀宠，无不奋勇。 

美国是容闳和陈兰彬的角斗场，英国，则是郭嵩焘和刘锡鸿的战场。正使郭嵩焘思想开明，说要向西方学习；副手刘锡鸿非常保守，整天给朝廷打小报告，说郭嵩焘崇洋媚外、大搞自由化。篇幅所限，就不再呈现其内斗细节了，只公布一下结果：保守的刘锡鸿大获全胜，郭嵩焘给整倒了，郭不仅丢了官职，还被满朝士大夫视为离经叛道的逆臣，被赶回湖南老家，永不录用。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谁是渔翁呢？皇帝。换言之，下属之间甚至整个官僚集团，山头林立、各自为战、互相掣肘、彼此拆台，今天刮东风，明天吹西风；以左压右，抑右打左，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的一定是老大。因此，原子化官僚集团，与其说是符合最高统治者利益的，不如说，这就是专制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至于分化群众、瓦解团体，使民众互不信任、揭发告密、以邻为壑、以邻为敌之理论和实践，在中国，更是源远流长、炉火纯青。以连坐制为例。中国的“连坐”制度发端于周朝，是世界上实施历史最长、长达2500多年，民国时还存在；牵涉范围最广，官民均在节制之列；处罚最严厉和残暴、动辄杀头的国家。连坐制使人人自危，且，时刻以警惕和怀疑的目光监视你的邻居，担心万一邻居不轨，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眼下，中国人纠结于“老人倒了扶不扶”，扶起来送一程，是人之常情、也是人类社会的常态，但是，你要知道，扶危济困对中国人来说，最大的风险并不是老人会讹你一笔医药费，而是专制政府会要你的命。 

盲流皇帝朱元璋在《大诰三编》里，得意洋洋地讲述了他如何因为一个逃犯杀了沿途所有给逃犯提供帮助的人家的。

皂隶潘富犯法外逃，沿途有两百余家知情，有的人家并曾提供食宿。追者回奏，将豪民赵真、胜奴并两百余家尽行抄没，持杖者尽皆诛戮。沿途节次递送者一百七户尽行枭令，抄没其家。呜呼：见恶不拿，竟在同恶相济，以致事发，身亡家破，又何恨欤？所在良民，推此以戒狂心，听朕言以擒奸恶，不但去除民海，身家亦无患矣？

老百姓怎么能知道谁是逃犯呢？

民众出于天地良心，容留陌生人住了一夜，或者，施了一杯茶，舍了一碗粥，突然之间，飞来横祸，一家子的命都没了。下次，你还敢吗？即便你敢，你家人也不允许你那么做啊。不冷漠，才是怪事。如此说来，今天扶个老人起来走几步，风险小多了。不过是破财，断无性命之忧的。

这就是中国历史的巨大进步了。

顺便说一句，英国历史上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女王，她在位时，下令烧死约300名宗教异端人士，时人称其“血腥玛丽”，其在位时间为1553年到1558年，和中国的明朝相当。朱元璋当皇帝，杀了多少人呢？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李善长一案，李善长全家70余口灭族，因李一案三万余人无端丢命。

当然，中国人多，和总人口比起来，也许杀个万八千的不算什么。不过，朱元璋时期的明朝，有英国一百倍吗？没有。可朱元璋杀人之多是血腥玛丽的数百倍。尽管如此，吴晗写《朱元璋传》，认为他是好皇帝。康熙更是盛赞朱元璋“德隆唐宋”，即朱元璋比唐太宗宋太祖，都好。于是，满清虽然推翻了明朝，但是，规章制度一因明制。

我有多次这样的经验，当我想为旁人所受的不公平待遇说两句时，警察“义正词严”地警告你：你别管，再说，连你也抓了。“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是，当同情心、正义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时，谁也不会不先救自己，这正是体制乐意见到的。当所有民众成为原子态，各个击破才能得心应手。如若不信，不妨想想，重大责任事故之后，当局是不是首先把受害群众一一隔离啊！

专制，将人性中最基本的恻隐之心，摧残殆尽，使每一个人都变成孤零零的、互不连接的岛屿，正像约翰巴罗所言：朝廷有的是闲暇和精力，按自己的意愿来塑造国民……灌输清心寡欲的思想，摧毁相互的信任，培养人们的冷漠，使他们对自己的邻居猜忌和怀疑，凡此种种朝廷煞费苦心做出的努力，不能不使人们终止社会交往……。鸡犬相闻，人无往来，散沙局面，大功达成。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北京，望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