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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商业和政治行为之分析框架

人,总是有英雄崇拜情结。
 
之所以如此,是自我的渺小和无奈,希望英雄能实现自己所不能实现的梦想。
 
小时候,我的英雄谱里,有关羽、张飞、赵云等故事中的武将;等上了大学,读了外国史,又对亚历山大、凯撒、拿破仑等世界级的战神,充满崇敬和向往。
 
我也问了我班里的学生,让10个学生,说出自己崇拜或喜欢的英雄(限说3个),娱乐明星除外。
 
结果是,帝王将相居多,包括:诸葛亮、秦始皇、刘邦、于谦、彭德怀、朱德、拿破仑、韩信(2次提名)、白起、张自忠和赵登禹等;文学大家其次,有:林徽因、闻一多、李白、杜甫、陈寅恪等;企业家有,德国奔驰公司的创始人本茨、苹果公司乔布斯、马斯克等。
 
这是一次小规模的调研,算不上科学,更谈不上权威。
 
但,还是能说明一二。
 
没有一个中国企业家或商人,进入名单。包括今日叱咤风云的马云、马化腾、李彦宏、刘强东,都不在年轻人的视野里。外国企业家入围的,也仅有三位。
 
赢得军功之所谓战神,或者君临天下、安邦治国的帝王将相,更受青睐。其中,韩信是唯一一位被两次提名的。屡被排斥的“臭老九”,也有五人上榜,然而,一个中国商人也没有。
 
这是否可以说明:商业活动在中国,是不发达的;商人和企业家在中国,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也没有成为主流价值观所关注的阶层。
 
窃以为,那是“激情燃烧的时代”的幻想,是情绪化的,也是非理智的。对年轻人而言,实属正常。青年时代的我,和今天的大学生,不谋而合,绝非偶然。
 
当一个人成熟了,或者说,激情退潮之后,冷静思考如下问题:
 
第一, 战争和商业行为,哪一个复杂度更高?或者说,战争和商业,哪一个更有技术含量?
 
第二, 战神和商人,哪一个需要更高的智慧?或者,战争和商业所需要的智慧,有什么分别?又有什么相同或相似。
 
也许会有不同的发现。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最残酷的战争,激发了人类的灵感和创造性,非此,不能够保全自己和战胜敌人。
 
因此,人类历史中,最先进的发明,总是首先应用于武器和战争当中。
 
如火、青铜器、铁器、强弓硬弩、抛石机和火药之于传统战争;近代的坚船利炮,现代之飞机、导弹、航空母舰和核武器,无一不是杀人越货的“高科技”。
 
1972年,美国国防部一个名叫帕金森的下级军官,利用GPS系统,搞精确投弹。其顶头上司很不感冒,警告他:你光荣的军旅生涯,会因为实验的失败而黯然下课。可是,帕金森不为所动,在内华达州沙漠军事基地实验时,GPS精确制导下的5颗炸弹,在十字型标靶的周边,留下了4个弹坑。即:有两个炸弹,落在了同一个弹坑里。
 
举这个例子,是说明:最先进的技术,总是首先应用于战争和武器当中的。战争的技术浓度,是很高的,甚至是最高的。
 
这就给人一种错觉,若是将战争思维、带入到商业活动之中,岂不是“打遍天下无敌手”、百战百胜了?
 
特别是,中国有一部在世界上闻名已久的兵书《孙子兵法》;“商场如战场”,以兵法论商道,何如?
 
其实,大谬不然也。
 
也许,可以找到商业和战争的一千条相似之处,但本质上,商业和战争是两类完全不同性质的人类活动。
 
为什么?
 
因为,商业是重复性博弈,战争是一次性博弈。
 
一次?还是多次?看似仅仅是量的区别,却带来了质的变化。
 
为什么封闭的村落、孤立的岛屿、小集体,要比大都市、大集体的诚信水准高?为什么在老乡眼里老实质朴的小青年,到了大城市,突然变坏了?为什么骗子总是四处流动,而不是守株待兔?为什么车站码头的商铺,坑蒙拐骗的概率更高?
 
原因只有一个:对所有一次性交易来说,获取最大利益的最优策略,是欺骗;而对重复性交易而言,诚信才是持续的商业利益的源泉。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兵者,诡道也;用兵打仗,拼的就是谁更狡诈。只有诡计多端的一方,才能保存知己、战胜对方。
 
有人说,不是“无商不奸”吗?商家是奸,兵家是诈;奸诈奸诈,奸就是诈,诈就是奸,岂不是一丘之貉?
 
此言差矣。
 
要知道,当我们说“无商不奸”时,处在哪一个语境、所参照的是哪一种环境?尽人皆知,中国是农业社会,农民是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主体,在幅员广大的农村,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比邻而居,自种自收,自给自足;多数农民终其一生,也没有离开过其生活的乡土。
 
乡土中国,是一种非常稳定的长期交易关系。乡邻之间,保持着极高的诚信水准。民风淳朴,就是这个含义。
 
和世代固守乡土的农民相比,商人的流动性,要大得多。流动性必然带来一次性交易,也就带来了一定的欺诈行为。尤其是,当这种行为和以诚信为本的农民的道德水准相比,就高下立现了。
 
在这个意义上,才有“无商不奸”的说法。换言之,“无商不奸”只是相对于更为诚信的农民来说,是比较级,而非绝对。因为,在广大农村,乡邻之间欺诈是不可想象的,几近于无。邻里之间,也没有防备之心。一旦被走街串巷的商人所骗,那种感受应该是刻骨铭心的!在这样的状态下,农民阶级给商人贴上一个“无商不奸”的标签,也就不难理解了。
 
事实上,在发达的商业环境中,“无商不奸”是无法立足的。换言之,“无商不奸”是初级阶段的商业社会的弊端,随着市场的繁荣、交易频次越来越高,不诚信的商人就会被淘汰出局。
 
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而不是商业社会。特别是在广大的农村,从事商业活动的,多是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就是游商,而不是具有固定摊位或者店铺的坐商。游商的诚信水准,是不可以和坐商,等量齐观的。因为,坐商是重复性交易,游商是一次性交易。
 
理解了一次性博弈和重复博弈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即可将战争和商业行为,截然分开,而不是混为一谈。简而言之,决定战争和商业性质的,是交易次数。其余的差别,都从属于这一性质。
 
战争和商业,是人类行为的两个极端。两者之间,还有一种行为:政治。
 
之所以将政治行为,置于战争和商业的中间地位,是由于:如果,人类能够自觉遵守公平交易规则,不强买强卖,不以次充好,不制假贩假,不巧取豪夺,不欺行霸市,是不需要政府的。然而,由于利益分歧,乃至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就难免会做出损人利己的不当行为。为此,就需要一个公共第三方来维持公平交易。
 
这就是政府的价值所在。政府的行为,也就是政治行为。
 
所有人类活动,都是有成本的。政府行为,也不例外。
 
政府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就是人类为自己的“恶行”所支付的成本。“恶行”越多,政府的行政成本越高;或者说,政府的行政成本,是社会道德水准高低的重要度量值。
 
极端的状况是,政府崩盘,社会失去了维持公平、正义和自由交易的最后准绳,滑入霍布斯所谓“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的深渊,每个人也都不得不为“最大的恶”支付最高的成本,即失去生命的代价。
 
在这个意义上,西方学者才说“政府是必不可少的恶”;比起政府,战争是更大的恶。“宁为太平犬,不为乱离人”,中式说法,很通俗,然而,也揭示了相同的逻辑——战争状态,是最坏的一种状态。
 
在此,我们将战争、商业和政治行为,放在同一个表格中,对比如下。
 
 
 
以上表格,清晰地地展示了战争、商业和政治行为之差异,但,还要再补充几句。
 
第一, “常胜将军”也必然走向衰败;可能有人认为,“常胜将军”是始终得利的。那既是一种妄想,也不符合实际。一方面,没有人会束手就擒;只要敌对方有一定反抗,就会消耗优势一方的实力,并增加成本支出,从而,降低其收益。
 
另一方面,当“常胜将军”把敌对方彻底消灭之后,战争的经济意义也就彻底归零了。
 
因此,仅仅依靠强大的武力和战争,或许能有一次、一时之得利,但长期来看,是赔本买卖、是不可持续的。一个可信的例证是,从来没有哪一个强盗家族,能比商人家族维持更长久的繁荣。
 
第二, 政治行为处于战争和商业的中间,这也意味着,政治活动会有两种倾向:“好政治”向右,“坏政治”向左。向左的“坏政治”接近于战争,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唯一的好处是,肉体不会被消灭。
 
向右的“好政治”接近于“无政府大市场”的纯商业,无为而治,只要没有破坏公平交易的行为,政府的角色是无所事事的旁观者。
 
第三, 纯商业是这样一种状态,交易双方不需要公共第三方的参与,即可自愿达成公平交易,从而实现双赢。这种状态,也就是科斯先生所谓“交易成本”为0的社会,也是最有效率的社会——所有资源都用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没有被不道德的行为所抵销。
 
反之,只要“交易成本”不为0,就必然会有一部分资源被用于维护自由、公开、公平的市场活动,这就是政府产生的原因所在。交易成本,与政府规模和耗费的资源成正比;交易成本越高,政府的规模越庞大,社会的无用功总量也越大。
 
在这个意义上,政府之庞大,是市场无效、社会低效的一个标志,而不是相反。
 
2020年11月15日星期日,12:25
北京,望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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