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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却有收红包的传统。或许是泱泱大国,散碎银两不过瘾,没有大块撒金银的痛快,也就从简了。就领受者而言,也觉得一点小意思,既不能一夜暴富,还有损尊严,拿了小费,好像自己是讨吃要饭的一样。一个不愿意给,一个不愿意要,小费在中国,就没了市场。

 倒是红包,大行其道,“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一个Big红包,寄托着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梦想。逢年过节,长辈的红包,对年少儿郎,是一笔不小的“外财”。上级每一次有纪念意义的重大事件,更少不了红包。

 有个笑话是这样说的:某县太爷的夫人过生日,下属为了巴结县太爷,送了一只金老鼠,因为,县太爷的夫人属鼠。县太爷见了金老鼠,喜笑颜开,然后叮嘱下属,老太太也要过生日了,属相是牛。下属听完,晕倒。

最近,有一个新闻。当然,在中国,早已司空见惯,算不上新闻了——一个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收了近千万元的“红包”,超过了该县当年的财政收入。人常说“富可敌国”,该县长虽不“敌国”,但足以敌县。这个新闻,揭示了中国红包的路线图——红包多是“劫不足而补有余”,自下而上,下级上贡上级。

小费源于何时,我未加考证。但,我觉得这种习惯,好。第一,小费是对服务满意程度的最直接奖赏和对他人劳动的尊重。比如,去饭店,所付账单是对饭菜质量、就餐环境的报酬,付款之后,进了老板的腰包,和服务生没有直接关系。小费却是给服务生的,服务生得到的小费越多,他的服务就会越好,这样的正反馈作用,于顾客、老板、服务生都有益,皆大欢喜。

第二,小费是对低收入人群的一种直接的转移支付。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群,受教育时间短,文化不高,有些来自边远山区,也有在校学生,这些人的收入在社会中处于中下水平,甚至,他们还要担负一个家庭的生活,经济状况较差。此时,小费的意义就不只是对服务者劳动的奖赏,而是一种隐形的转移支付——分担了政府对于社会弱势人群的救济。比起捐钱捐物给某基金会,再由基金会转发给贫困人群的方式,付小费要更直接,也更安全,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很多基金会都是“肥了自己”,没有把钱用到真正需要救济的人身上。 

这是我的理念,且,我是知行合一的,想到、说到,也做到。因此,我是随手给小费的。有时,反倒是接受小费的人,不习惯。前几日,我的自行车车筐,坏了。换一个新的,要15元。我给了修车师傅16元。他说,是15元。我说,多余的一元是给你的小费。修车师傅说,这是他第一次收到小费。

近日,爱因斯坦的两张亲笔题字,以百万美元的高价被拍卖。这两张字条,其实,是爱因斯坦给服务生的小费。将近百年之后,小费变成了巨款。

1922年,爱因斯坦出访日本参加国际会议,在日期间,一位邮递员曾为爱因斯坦送信,可是,当时爱因斯坦没有零钱付小费,又不想让邮递员空手离去,于是,给邮递员留下了2张亲笔题字,以示谢意。

其中,一张纸条是东京帝国酒店的便签纸,爱因斯坦用德语写道:“安静简朴的生活,比一味追求成功,能带给人更大的愉悦,而后者则只会带来无尽的烦扰。”第二张题字,写在一张白纸上,其上是列宁的名言:“只要有毅力,就会成功。”

假如,处于社会高位的人,能够秉着尊重劳动,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的信念,“从我做起”,养成给“小费”的习惯,那些在城市中做最辛苦工作的“民工”的境遇就会有所改善。特别地,经济社会中,沟通全体民众的纽带,最有效的润滑剂莫过于金钱。“小费”之妙还在于,它会诱发连锁反应,当你把关爱以切实的、看得见的货币赠与他人的时候,终有一天,接受赠予的人会把这种赠与回馈给你,仿佛古代印第安人的魔法——“飞去来器”,这大概是一个良性社会的开始。

红包和小费,好像无关宏旨,不过,我们不妨“夸大”一下其效用。“小费”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是由地位、阶层、收入较高的人,不弃锱铢地赠予收入微薄、地位低下的民众,涓涓细流,汇之成海,如果,每一个处于相对上位的人能将这种帮助,毫不吝惜地施与那些相对低位的人,那么由此形成的累积效应,或许可以大大削弱贫富差距,并缓解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隔膜心理。

红包则是自下而上,由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阶级进贡给拥有公共权力和资源的人,这就意味着,红包之流行,必然带来“马太效应”——强势集团所得大大超出了其理应所得,社会的贫富差距由此扩大,阶层之间的对立和积怨由此加深。西方社会文明日进,民风渐淳,盖由“小费”而起;中国社会古风不存,阶层之间,相互割裂,红包之盛行,或是一种原因。因此,弃“红包”而改行“小费”,或许是拯救世风的一种可行尝试。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词儿写得好,韦唯唱得更好。但是,如何实施呢?不能只在晚会上同唱一首歌,然后,座中泣下如雨吧。窃以为,只要把每个人的“一点爱”换成小费,社会良好风气必定会蒸蒸日上。 

因此,从现在起,给小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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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刘云枫

154篇文章 5小时前更新

刘云枫,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省井陉县人。天津大学工学硕士,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以科学思维,阐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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