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14岁的孩子，离开家，半年不能回，是很孤单的。

所以，到了正定，第一个感受是想家；想也不能回，怎么办？哭啊。

不好意思地说，高中第一个学期就是哭了。为此，我们班的班长耿宪海，老是嘲笑我——他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是高中毕业之后，再考的。人黑、一脸麻子，感觉像30岁了。30岁，在农村都当爹了，他还上高中，还好意思嘲笑我。

除了想家，其他倒没有不适应的。

例如伙食，就比我老家好了一大块。因为，正定是华北大平原，是小麦主产区；井陉是山区，小麦产量低，一年之中，小麦只能满足3-4个月的口粮。其余的，要靠玉米、小米、高粱，以及土豆红薯萝卜等蔬菜来补给。

79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不是一般的丰收，是大丰收。麦收的时候，我还在老家，去割麦子。麦秆很粗，麦穗很长，又饱满。

所以，到了正定，当年的伙食也很好。一天三顿馒头，早晨2两，中午4两，晚上4两，简单说，就是1、2、2的配置，早中晚分别是1个、2个和2个馒头。

伙食费是9元人民币/月，早晨5分，中午1毛5，晚上1毛。第二年，涨了5分钱，每月10.5元。

回想起来，我只记得吃馒头，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我没记得吃过。现在常见的黄瓜、西红柿，吃过，但，根本想不起来。

有一次，班长耿宪海和何建中，去学校的菜地里偷了很多黄瓜，放在篮球场主席台的水泥桌子抽屉里，下了晚自习，再去吃。第二天起来，两个人的嘴、牙都是绿的。

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是吃过一次包子——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只记得味道好极了，难以言喻，但是什么馅儿，记不住了；好像有白萝卜片、虾皮儿，其余的，则全无印象了。有人可能认为，那种感觉，和慈禧西逃路上吃过的窝头一个感觉，是饿坏了，才觉得好吃。这一点，我要澄清，高中阶段从来没有挨饿的记忆。

这也是我感到吃惊的。照理，那时长身体，学习强度又大，可是，我从来没有记得下了晚自习之后，吃过零食的，任何零食都没有。

学校没有浴池，要洗澡，只能是周末，去城里洗，一星期一次。我们在校期间，浴室修好了，但，一直没有用上，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有图书馆，不过，一是图书馆的书，不多；二是作业很多，每天连作业都写不完，哪儿有时间看课外书啊。我们班，有时间看课外书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小神童吴立新。他比我们都小，反应快，听完课，三下五除二作业就写完了，然后，就去图书馆借很多闲书看。

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是《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我对有暴力的画面，始终是抗拒的，直到现在，看到转播拳击，我马上就换频道了。不知道是谁，整出一个新名词，叫“暴力美学”，为暴力涂脂抹粉。我只想说，恶心！

想看《大西洋底来的人》，要到正定师范。正定师范和我们，隔着一堵墙，不是一般的墙，是古城墙。中国的古城墙，都是以高、宽、厚著称的，好在，隔着我们和正定师范的那一段，坍塌了，成了一道长长的土堆，可以翻越。同班的高建栋是正定当地人，熟悉路，带着我去看了一次。我没看出什么名堂，再者，翻山越岭地太费力气。就只看了一次，就不再去了。

每天的节奏是，晨起，跑步，早自习，早饭；上午四节课，午饭、午休，下午四节课，晚自习，睡觉。

跑步是一个班、集体进行的，高个在前，小个子在后，我还有三四个男生，总在最后。跑步的路线，是出南门、右拐、上马路，跑一段，然后返回。返回之后，就直接上早自习了；有些没来得及洗脸的，可能再回宿舍洗脸，可实际上，这是不被允许的。

正定是平原，秋冬之交，特别容易起雾，加上天蒙蒙亮，跑步真是在云里雾里，啥也看不见，只能跟着前排的背影向前。当时，也没有科学的卫生观念，再大的雾，也不间断。

没有体育课，也没有课外体育活动。

有一次，在操场看两个县际小学生足球赛，其中，一个队是我们县的。我们县踢得不行，还有一个小孩，把足球踢到自己门里了。我当时疑惑，这个球算不算？算谁的啊！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懂足球和足球规则。看足球、踢足球、喜欢足球，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儿了。

为了给考生增加营养，高考前一天，每个考生给发了一个臭鸡蛋。我第一次吃臭鸡蛋，不习惯，就扔了。补充营养，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也是高中2年，第一次吃完整的鸡蛋。是不是鸡蛋坏了，没法处理，才以臭鸡蛋的名义，发给考生也未可知。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