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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高中——生活(2)

一个14岁的孩子,离开家,半年不能回,是很孤单的。

 

所以,到了正定,第一个感受是想家;想也不能回,怎么办?哭啊。

 

不好意思地说,高中第一个学期就是哭了。为此,我们班的班长耿宪海,老是嘲笑我——他上高中的时候,估计是高中毕业之后,再考的。人黑、一脸麻子,感觉像30岁了。30岁,在农村都当爹了,他还上高中,还好意思嘲笑我。

 

除了想家,其他倒没有不适应的。

 

例如伙食,就比我老家好了一大块。因为,正定是华北大平原,是小麦主产区;井陉是山区,小麦产量低,一年之中,小麦只能满足3-4个月的口粮。其余的,要靠玉米、小米、高粱,以及土豆红薯萝卜等蔬菜来补给。

 

79年,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丰收年,不是一般的丰收,是大丰收。麦收的时候,我还在老家,去割麦子。麦秆很粗,麦穗很长,又饱满。

 

所以,到了正定,当年的伙食也很好。一天三顿馒头,早晨2两,中午4两,晚上4两,简单说,就是1、2、2的配置,早中晚分别是1个、2个和2个馒头。

 

伙食费是9元人民币/月,早晨5分,中午1毛5,晚上1毛。第二年,涨了5分钱,每月10.5元。

 

回想起来,我只记得吃馒头,其他的蔬菜啊、水果啊,我没记得吃过。现在常见的黄瓜、西红柿,吃过,但,根本想不起来。

 

 

有一次,班长耿宪海和何建中,去学校的菜地里偷了很多黄瓜,放在篮球场主席台的水泥桌子抽屉里,下了晚自习,再去吃。第二天起来,两个人的嘴、牙都是绿的。

 

记忆里挥之不去的,是吃过一次包子——直到今天,我还是认为,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包子。只记得味道好极了,难以言喻,但是什么馅儿,记不住了;好像有白萝卜片、虾皮儿,其余的,则全无印象了。有人可能认为,那种感觉,和慈禧西逃路上吃过的窝头一个感觉,是饿坏了,才觉得好吃。这一点,我要澄清,高中阶段从来没有挨饿的记忆。

 

这也是我感到吃惊的。照理,那时长身体,学习强度又大,可是,我从来没有记得下了晚自习之后,吃过零食的,任何零食都没有。

 

学校没有浴池,要洗澡,只能是周末,去城里洗,一星期一次。我们在校期间,浴室修好了,但,一直没有用上,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电视,也没有电影,没有网络,更没有手机;有图书馆,不过,一是图书馆的书,不多;二是作业很多,每天连作业都写不完,哪儿有时间看课外书啊。我们班,有时间看课外书的,据我所知,只有一位小神童吴立新。他比我们都小,反应快,听完课,三下五除二作业就写完了,然后,就去图书馆借很多闲书看。

 

当时,最受欢迎的电视连续剧是《大西洋底来的人》和《加里森敢死队》。我对有暴力的画面,始终是抗拒的,直到现在,看到转播拳击,我马上就换频道了。不知道是谁,整出一个新名词,叫“暴力美学”,为暴力涂脂抹粉。我只想说,恶心!

 

想看《大西洋底来的人》,要到正定师范。正定师范和我们,隔着一堵墙,不是一般的墙,是古城墙。中国的古城墙,都是以高、宽、厚著称的,好在,隔着我们和正定师范的那一段,坍塌了,成了一道长长的土堆,可以翻越。同班的高建栋是正定当地人,熟悉路,带着我去看了一次。我没看出什么名堂,再者,翻山越岭地太费力气。就只看了一次,就不再去了。

 

每天的节奏是,晨起,跑步,早自习,早饭;上午四节课,午饭、午休,下午四节课,晚自习,睡觉。

 

跑步是一个班、集体进行的,高个在前,小个子在后,我还有三四个男生,总在最后。跑步的路线,是出南门、右拐、上马路,跑一段,然后返回。返回之后,就直接上早自习了;有些没来得及洗脸的,可能再回宿舍洗脸,可实际上,这是不被允许的。

 

正定是平原,秋冬之交,特别容易起雾,加上天蒙蒙亮,跑步真是在云里雾里,啥也看不见,只能跟着前排的背影向前。当时,也没有科学的卫生观念,再大的雾,也不间断。

 

没有体育课,也没有课外体育活动。

 

有一次,在操场看两个县际小学生足球赛,其中,一个队是我们县的。我们县踢得不行,还有一个小孩,把足球踢到自己门里了。我当时疑惑,这个球算不算?算谁的啊!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懂足球和足球规则。看足球、踢足球、喜欢足球,是上了大学之后的事儿了。

 

为了给考生增加营养,高考前一天,每个考生给发了一个臭鸡蛋。我第一次吃臭鸡蛋,不习惯,就扔了。补充营养,也就无从谈起了。这也是高中2年,第一次吃完整的鸡蛋。是不是鸡蛋坏了,没法处理,才以臭鸡蛋的名义,发给考生也未可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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