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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算术里，有一个经典题目，叫鸡兔同笼。

话说鸡兔同笼，共有30个头，88只脚。求笼中鸡兔各有多少只？

作为数学题，假设一下，没有问题。

但，实际上，鸡兔同笼，是不可能发生的。

据说，台湾著名电影明星胡茵梦，数学不好。老师让她算鸡兔同笼，她就火了。质问老师：为什么把鸡和兔子，放在一个笼子里？谁见过鸡兔同笼的？

被胡茵梦这么一问，数学老师反倒晕了。

鸡兔同笼，是违背常识的。因为，鸡和兔子，不是一类动物。

分类，而不是将不同类别的知识混为一谈，是建立正确的知识体系的基础和前置性工作。

没有分类、或者错误分类的知识体系，就像落叶满地；每一片叶子，都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叶子之间是如何关联的，来源和去向，都无从得知。

正确分类的知识体系，就是一棵知识树。源于一个共同的根，自上而下，逐步分叉，枝干相连，直到每一片叶子。

今天的图书目录，即是如此。

可惜的是，这种分类，不是中国的，而是西方的。

或者说，中国古人不是没有对知识分类，而是采用了一个错误的分类方法，得到了一个错误的分类体系。

2

说中国古人没有正确的知识分类体系，很多人是坚决不能答应的。

他们认为：西方有西方的分类，我们有我们的分类；西方的分类，也许是对的；但是，不能因此说我们的分类是错的啊。

在坚持错误的观念方面，国人一向是异常勇敢，而且坚定。

近年，在复兴国学的浪潮中，紫禁城也成了网红。前故宫博物院院长以及一干人马，趁势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故宫学。

我任职的单位，和故宫关系不错。于是乎，故宫的一班研究人员，就在鄙人所在开办了故宫学专题讲座。我很想去参加一下，但，不是为了听讲，而是为了正名。

名不正，言不顺。

如果紫禁城能搞一个故宫学，英帝国是不是可以搞一个白金汉宫学，法国搞一个凡尔赛宫学、卢浮宫学，俄罗斯搞一个克里姆林宫学，奥地利搞一个美泉宫学，我国的西藏再搞一个布达拉宫学，北京市搞一个恭王府学，西安、南京、杭州、洛阳等各大古城，也有样学样的话，该出现多少“新型学科”啊。

但，可能是鄙人孤陋寡闻，从来没听说英国、法国、俄罗斯有类似的说法。

为什么？

因为，这不是一种正确的学科和知识分类方法。

换言之，紫禁城是个例，而不是一个类别。类别可以撑起一个学科，个体却不然。就像人类学是一个学科，我们却不能说亚历山大学、凯撒学、拿破仑学、彼得大帝学，或者康熙学、雍正学和乾隆学一样。

3

中国古人的学问，是一体的；没有分类，也没有分科。

简言之，是以一贯之。

比如孔子的思想，在《论语》。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融于一炉，像极了中国人的大锅菜。

孔子乃“万世师表”，其思想和言论，不用说，是十分广博的。然而，《论语》一书，别说分类了，连分篇都是非常随意的。《论语》一书，没有主题，每一篇也没有。因为没有主题，每一篇的小标题，直接取了该篇的前两个字。“学而”是第一篇的篇名，这是个啥名呢？不是名词、不是动词，不是一个词，不知所云。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万世师表”都不分科，后世能超越孔夫子吗？No。

叙述中国漫长的“学术史”，非本人所长，管窥一下吧。

直到清末，中国文人士大夫所撰，依然是杂烩式、笔记体书籍，天下万象，无所不包。大凡天文地理、文物掌故、宫闱秘事、婚丧嫁娶、节妇孝子、兵法钱粮、妖魔邪道、鬼怪传奇、飞禽走兽、花鸟虫鱼。一方面，可以说，笔记是自由开放的；另一方面，可证清代之前的传统学术，于知识分科依然是很薄弱的。

没有对比，就没有鉴别。古希腊“三杰时期”，几乎与孔子同时，知识分类已经有了科学的依据和泾渭分明的学科。科学的归科学，人文的归文人；写实的归写实，虚拟的归虚拟，学科之间有了明确的分水岭。

亚里士多德把科学分为三类：理论的科学——数学、自然科学和后来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哲学；实践的科学——教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创造的科学——即文学、诗歌、戏剧、雕塑、绘画和建筑等。

这一分类，迄今依然适用。

理论的科学对象是“物”——如果我们将“物”，看作是上帝、造物主之作，那么，这一大领域的学问，旨在探讨“为什么”？如牛顿和所有自然科学家所作的，意在理解上帝创世的奥秘。是否可用，原在其次。毕竟，人不是神，没有神之能力；知道了为什么，也做不到，或难以做到。比如光合作用，科学家们揭示了其中奥秘，然而，人类还是不能制造出一片叶子。

实践的科学，对象是“人”——凡人、家庭、民族和国家，皆归于此。这一领域的学问，也重视“为什么”，但更要紧的是“如何”。古人说“学以致用”，应该是这一范畴。

或言之，关于人、社会的学问，是好是坏，有一个唯一的检验方法，就是该学问对人、人际关系和社会的影响：看它造就了怎样的人格、人际关系和塑造了怎样的社会。要是人人诚信、邻里和睦、社会和谐，就是一种好的社会理论；反之，要是人人欺诈，以邻为壑，所有人对所有人处于一种怀疑甚至是敌对的状态，就是一种坏的社会学说。

创造的科学，对象是“人造物”——“人造物”之本质，是无中生有，是虚构而非实际，如小说家、音乐家、戏剧家之工作。因为是人造物，是无中生有，所以，我们不能以实际的人事，去和小说中的人事比对，且论高低。

亚里士多德个人的著作，也反应了分类的基本思想。如：

政治学：《理想国》；

哲学和逻辑学：《形而上学》、《范畴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
 
心理学：《论灵魂》、《论梦》、《论记忆与回忆》等。
 
伦理学：《尼可马可伦理学》，《大伦理学》等。
 
动物学：《动物志》，《动物的运动》等。
 
此外，还有《家政学》、《修辞学》、《诗学》、《论植物》、《物理学》、《气象学》、《政治学》等。

有人说，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西方学术长于分析。

世纪老人周有光先生不赞成这种说法，他说：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西方生活不缺乏精神，西洋学术不短于综合。不要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

古人不分类也是有“理论”根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天人合一”——天地人三才互感、互通，并在唯一的内在法则支配下运行和变化。“理一分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宇宙万象，大千世界，众生芸芸，看上去是一个缤纷无限的万花筒，总不过一个道理。道理道理，道就是理，理就是道。老子言道，朱子说理，二者一也。

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才有“大儒治国，小儒医人”——天道、人道、医道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才有“治大国如烹小鲜”，治理国家如庖丁解牛；才有“天人感应”，才有“天无二日国无二主”，才有以星空格局、映射人间秩序。

根据儒家的宇宙观，天上之星云，也是符合儒家之礼的；也有主次和等级之分，紫微星是帝星，其他星辰都围绕着它运转，就像大臣们护卫着皇帝一样。天界和人界，有相同的运行法则。皇帝，是紫微星下凡；每一个人，也都能在上天找到一个相应的星宿。水浒传中的一百单八将，都是天星下界。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并不是关注天体，而是通过“天象”，推测人间将会发生何种异动。尤其是，通过紫微星的运动，预测天子的未来和运势。在这个意义上，古代天文学，不是天文学，而是礼学。

不过，“不分类”并非中国独有。按照法国人类学家布留尔的理论，原始思维的特点是“互渗律”，即把任何事物都看成是普遍关联的。这种关联，未必是紧密的，却是混沌的；就像一个胚胎，还没有发育到可以辨别眉目的状态。各个器官还没有独立，浑然一体。

此时，不是不分，是分不开。

如果，胚胎之“未分”态，是胚胎处于发育早期的标志的话，那么，知识不分类、不分科，是不是也是学术发展的早期阶段呢？或者说，不分类不分科是中国古代学术幼稚的标志之一呢！

窃以为是。

你说不是，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