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迟来的书评

吴稼祥先生的《公天下》，上市好一阵了。好评漫天下，此时，我写这么一篇书评和“全世界为敌”显然不合时宜。

书评来得晚，有三个原因：1，近期一直忙于我的第三本书《如果长城立起来——中国文化批判》的扫尾，能力有限，没有旁顾；2，想看看别人怎么说，要是有人的看法和我一样，我就省事了；可迄今为止，除了一位微博名叫瑟-密的说了几句反话之外，都是掌声。

以下是瑟-密的话：

吴总让人失望，力图用大白话诠释你的政治史观，速成一本大众化的快餐读本，但不伦不类。搞那么多坐标干啥？用勾股定理诠释中国政治史？下一个单元还要整相对论？当然，你可以自成一系自摸到底，但这毕竟是小圈子内的勾当（不是还有人说是可以传世嘛），干嘛在微博上整得震天价响像大白菜一样推销？

赞扬的话，太多；恕不引用。

3，我和吴先生有私交，在该书出版之前，我曾经给他提过意见；有直接的，也有间接的，但是，他未采纳。

我很小心眼地把吴先生发表在其微博的《公天下》目录，复制了一份，以备对照是否作了修改。要是改了，我就不说了。要是不改，我再发言。

二. 写书评的目的

吴老师在圈内，名声赫赫。我只是一个无名小卒，为此，肯定有人说，我写书评，是为了出名。对——我从来不否认我追求名利的“野心”。我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爱财也不好意思，好色也遮遮掩掩。我是具有理工背景的写作者，直来直去，爱财好色，并为之努力。

再者，学术之进步，难道不都是后生超越前辈，甚至彻底否定前辈而达成的吗？只要有后来者，批评大家，就有人说批评者目的不纯，这是中国的传统和恶习。我一向厌恶中国文化，也决不会被这些说辞所惑。我还是喜欢柏拉图的话：我爱老师，我更爱真理。

所以，本书评的目的，有二：1，证明《公天下》之错漏；2，提升我的知名度。谁让吴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呢！

谢谢吴老师的大力提携——吴老师有意漏个破绽，给我，以鼓励我上进，也是有的。比如，乾隆就是不处理和珅，是给嘉庆树立权威留个像样的靶子。

三. 不读全书，可以写书评？

我没看过吴先生的全书，这在吴先生及其粉丝团、圈子看来，我就没有发言权了。老毛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在此，我先给对方普及点儿知识。人类的知识，可分两类：一类是经验性知识，另一类是逻辑性知识。经验性知识，非经历不可验证；逻辑性知识，有一个完整的推理过程。由假设、概念和公理体系出发，向后推演，环环连锁，步步递进，直到最后。换言之，逻辑性知识就是一棵知识树，每一片叶子都来自其根源；任何一片叶子，都是其根源之表象。“望闻问切”叶子，均可推断其根源健康与否。

现代政治学是一棵知识树，《公天下》是其中的一片叶子。同时，《公》也是一棵完整的子树，如果此论不谬，则我是否可以根据一片叶子，推论《公》全书呢？我以为可以。

如果不可以，是否意味着，当医生断定一个病人患了艾滋病的时候，艾滋患者反对说：你没有化验全部的血呢？

所以，以未读全书就无法置评，是缺乏科学思维的表现之一。

不全看，不是不看；就像验血不用来一大盆，但来个几毫升，还是必要的。我看了《公天下》的目录；特地在北京最冷的天气里，去南周北京记者站听了吴先生一次演讲，并提了一个问题；我还读了吴先生发在爱思想网站的演讲文字《吴稼祥：公天下之重启西周》，以及微博上关于《公天下》的大部分评论。

这算不算验血？我认为是，而且，采集了充分的血量。

四.《公天下》是一本什么书？

《公天下》一书之归类，有两个方面。第一，属于哪一个学科？第二，是学术著作？还是通俗作品？

学者，没有人不希望著作等身，也就是，作者都愿意将自己的作品当学术著作。《公天下》也不例外，圈内人如此评说，吴先生也说：此书，朝成夕死可矣。不过，当当网、京东之图书推介（一个版本，一字不差；差的话，是抄错的），倒是非常技巧，高调但含蓄：《公天下》本书义理、词章、考据三者并重，为近三十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史）学佳构；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公天下》，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没说是学术著作，只说是作品和佳构。

有说专著的，直接以微博的形式公布出来，例如左小刀以无比激动的心情表示：“内容好就不多说了。有两点值得一提的：此书不是文集，是系统专著；没有大佬代序，直奔主题。”吴先生没有表示异议，算是笑纳了。

可见，吴先生及其圈子，将此书看作学术著作。

对此，本人想追问几个问题：

• 学术著作的规范，是这个样子的吗？学术无非继承与发展，继承他人，发展自己，即站在前人、巨人的肩膀上，我想问，《公天下》中关于前人之研究，在何处加以叙述？没有继承，何来发展？不要说这是独创和首创，连老毛都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公天下》的上游在哪儿呢？难道是掘地为井？

• 学术著作，就要使用学术语言，使用本学科已经有明确定义的、众人熟知的概念体系，而不是另搞一套，新词迭出。使用已有的、规范的学术语言，既是对前人学术之认同和尊重，也是将自身置于同一个话语系统的必须。只有这样，才可以进行争论，才可以将现有工作，和前人进行对比，才可以评估现有工作之优劣和进展如何。

    因此，学术用语不是小说，不尚新——基本的原则是，凡是已有名词可以表述的概念，绝不能造新的；只有旧名词无法表达、表达不准、不全的，才可以另用新词。

但是，《公天下》一书另立山头，使用自己独创的吴氏语言体系，繁花乱坠，名词迭出。但事实上，所谓之新词，并无新意，只是一个脑袋频繁地换戴不同的帽子。如此作为，岂不成了时装秀？

微博上，有一个人问了一句：这么多新概念，现有的自治和联邦不是很好理解么？不是运行得很成熟了吗？

不说后一句，前一句显然对《公天下》之用语，是持异议的。只是限于微博，没有多问，而已。

• 学术著作，需要那么多其它学科的“外援”吗？一门学科之成熟，必须的前提是，有其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概念体系，否则，就谈不上成熟。换言之，一个成熟的学科，是“自给自足”的，有一套只属于自己、并有别于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用不着从其他学科请“外援”。请“外援”、“搬救兵”只能说明该学科处于幼稚期。

请问，政治学成熟了吗？请问政治学是幼稚学科吗？不是。《公天下》请那么多外援，岂不是对这个学科的亵渎和侮辱？

看看，《公天下》请了哪些援兵？勾股定理、凸面集权、凹面分权，以及软件中概念，所谓：说中国老祖宗“发明了超大规模国家民主软件的安装程序，但没发明民主软件”。

《公天下》这些“外援”，水平低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但是，饶有趣味的是，对于真正的“外援”，或者说成为其全书奠基性基础的理论，却只字不提。这个理论，就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交易成本，早期用于解释企业产生之原因，后来，鉴于其超强解释性，在政治学领域也大显身手。科斯也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开山祖师。这里提供一个链接，也是制度经济学大家、《西方世界的兴起》的作者、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道格拉斯的新作《交易成本政治学》的目录，也是研究政治史学的，看看人家怎么写的。http://baike.baidu.com/view/6571668.htm。

《公天下》引为得意之笔的权威—自由曲线，所谓随着国家治理半径的增大、治理压力也随之大增之说，实质是交易费用理论的偷换，“治理压力”，实则是组织内部的“管理成本”——成本，不只是一个金钱的耗费，时间成本、机会成本都可归结为管理成本。为什么对在政治领域广泛使用的交易费用理论“按下不表”呢？吴可是北大经济系毕业的啊！

• 学术著作的基本要求是求实和严谨，早在上个世纪，胡适就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没有证据不说话。傅斯年先也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东西是什么？是考古材料和已经证实的史料。见了史料，确凿的史料，才可以说话。否则，不能下结论。

请看《公天下》的两个重要论断，可有支撑：

“河流的长度，决定河流域国家规模之大小”；“就像河流必须流向海洋一样，河流域国家必须走向全流域统一，除此之外，它无路可走”。既然如此，为什么恒河流域的印度各民族，始终没有走向大一统呢？密西西比河呢？欧洲的莱茵河，不也是一条穿越国境的河流吗？为什么欧洲历史基本上是一个封建主义的大陆呢？换言之，世界上的大河，只有中国产生了河流域的超大规模国家，那么河流长度决定国家规模之说，岂不是笑话。

夏商的平天下体制——单中心治理、平面集权、无压政治——人类早期，多是氏族制度。一个氏族，或者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国家，何来单中心？何来平面集权？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对商代社会的基本形态作了扎实的分析，判定商还在游牧。飘移不定的游牧社会，有中心吗？

我必须承认，我没看全书，真没看。如上所言，我只是抽了《公天下》“几滴血”，验出其中错漏不断，看全书，没任何意义。

五．论据之草率

《公天下》目录出来，我看见其中有《禹贡》一节，就有点疑惑。因为，我记得《禹贡》是伪书。以伪书佐证《公天下》的观点，窃以为是不可取的。就算结论是正确的，也只能说是蒙对了。就像我们做算术题，步骤都是错的，答案是对的，老师就会这么说你。

后来，在微博上，我向吴先生指出这一点，吴先生先是询问，再是否认，具体的过程，为了避免我误解了吴先生的意思，特地把当时对话原文复制在此。请列位看官，明察。注意，这个聊天记录，是倒着存的，所以，请大家从下往上看。

图1  与吴先生对话截图（记住，倒着看）

学界公认，《禹贡》乃战国时代人之“托古”之作，战国与夏代，时间上相隔1500年左右，学术著作可以如此“穿越”，可以以后人伪作来证实夏朝的“中央汲取资源统计表”。窃以为，禹贡绝对是某儒家学者为了证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欺世之作。

关于《尚书》，再多说几句。

《尚书》是真假参半的古籍，迄今，争论不休。最近的研究是，清华大学通过清华竹简证实，宋代以及清代学者所认定的伪作的确是伪造的。可见，古人的考据功夫是非常了得的，古人认定的假货，就是假货。《尚书》中哪些为真，哪些为假，有兴趣的自己去检索。

这里仅指出，《公天下》引用的“胤征”，也是一篇伪书。——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给它洗白之前，它是伪作。因为，前人已经证实了它是伪作。而且，前人所证实的伪作，得到了清华竹简的支持。

一章里，引用两篇伪作，这种学术著作，难以恭维。

我非常疑惑，出版社的编辑，都是干啥的？文史方面的知识，也太水了吧。要不是水，就是不敢说；要是敢说，就是不负责。

六．体系之疏漏

有人将《公天下》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作比，这是高得不能再高的赞誉了。但，没有最高，还有更高，当当的介绍说：“一本不得不读的政治史学作品，读懂《公天下》，读懂中国4000年政治史。”

实际上，《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是钱穆先生诸多著作中的一个小册子，这一点，钱穆先生在序言说的明白：1952年三四月间，承何敬之先生要我讲演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但讲期只有五次，每次只限2小时，又为旅途匆促，以及其它条件，并不能对历史上传统政治制度详细陈述，精密发挥，只择汉唐宋明清五代略举大纲。

即：《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应急之作，是五次演讲的讲义，是在两个月之间完成的。因此，《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只能是“略具大纲”，这是不得已的。

《公天下》不是仓促之作，而是长久思考的产物，是计划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囊括中国政治史的大作。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公天下》虽然在时间上跨越了四千年，可在空间上，却有一个极大的疏漏，即对在中国政治史中有重要地位的“土司”制度，未置一字。

“土司”制度起于唐，成于宋，熟于明代，衰于清，直到民国成立，才最终消亡。每一个帝制王朝，对西南、西北以及青海、四川和藏区之控制与统治，无不用“土司”之制。从时间上看，土司制度前后延续1400余年；空间上看，中国之边疆地区广西、云南、湖南西部以及青海四川之藏区和吐蕃，国土面积几达华夏“半壁江山”。

数量不是最重要的，尤为关键的是，“土司制度”是与中央集权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即：与郡县制之官僚由皇帝任命不同，土司是世袭的。换言之，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上的“双轨制”——实际是邓公“一国两制”之滥觞，也是近日民族自治制度之根由。

一种与中央集权并行的制度设计、时间跨度之长、影响范围之大，都是空前的，“中国4000年政治史”可以忽略不计吗？这是不是《公天下》之大Bug呢？是不是其致命之阿克留斯之脚后跟呢？当然，土司制度要比脚后跟的占比大得多了去了！

七．结论之牵强

《公天下》的重要贡献之一，也许是最重要的贡献是：“也就是说，本书从规范和经验两个方面，提出了一种功能化的宏观民主理论。”这句话，引自吴先生对一个网友的回复。

我不明白什么叫“宏观民主”，后发现，所谓“宏观民主”是大国民主之意。也就是说，民主有两种，一种是微观民主，像古希腊思想家所提倡、在小邦小国所实行的叫微观民主，在大国实行的是宏观民主。

这是《公天下》的一大“创造”，我第一次听说。西方所有政治学著作，没这么说的。依我之见，宏观和微观，乃是一体两层，是一个整体的两个层次，而不是指两个单独的个体，就像在经济学中所说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一样，它不是对两个个体而言，而是一个个体的两个层次。

《公天下》的重要贡献之二，指出：大国民主“无关素质，有关规模”，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以及今日之专制，并不是人的问题，而是国家太大的缘故。规模太大，只好专制，没有其他办法。这种结论，无须在理论上进行反驳。只看美利坚合众国，可知。大国，也是可以民主的，不止可以，而且可以做到在世界范围内最好。为什么呢？因为“大”是可以划小的，一个大国不是一块铁板，不是不可分割的，分权和自治，是大国民主的基本手段，也是最有效手段。

中国之难以民主，不是规模问题，而是当权者梦想“普天之下”归于一人，或归于一个特权集团。要不是这么想的话，为什么不允许“联省自治”呢？为什么不允许“联县自治”呢？香港、澳门、台湾不都民主得很好吗？再多搞三五十个，有何不可？何愁民主不成呢？所以，根本的问题不是规模，而是“素质”，不是一般人的素质，而是当政者的政治素质。

第三，《公天下》所给出的向民主过渡的“两试法”——试点和试错——也就是渐进政改法，本人同样不赞成。但我在2012年12月29日南方周末举办的《公天下》演讲会中，已经当面向吴先生提问，并表述了我的看法，在此不再赘述。善于思考的人，不妨比较一下中国的“渐进经济改革”与俄罗斯“休克疗法”之优劣，以及经济改革给今天中国所带来的利弊孰大孰小，即可明了。

八．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顽疾—托古

有关《公天下》，就说这些。

再说一点宏观的，就是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嗜好：好古并托古。这不是始于今天，而是自古有之。老毛病了，好像慢性病，难以根治。对此，日本17世纪的著名学者富永仲基曾经非常精辟地指出：“春秋时代，齐桓公和晋文公行号令诸侯的霸道；而孔子鉴于此倡导文武周公时代的王道；墨子则号称以更古老的夏禹为圭臬；孟子则上溯到尧舜；杨朱、道家托法黄帝；许行倡言神农氏；庄周、列子则列举更加虚无缥缈的无怀、葛天、洪荒等等。”

我们的近邻日本，看得清楚，但我们浑然不觉。

近代，依然“借尸还魂”的大名家，是康有为。他为了维新，却从孔夫子那里找到了根据，为此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当然，都是无稽之谈了。目的不能说是坏的，但是手段太老套了。对《公天下》也有人认为是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之翻版，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位网友指出的。

原文引用如下：

@江南老阎:看完了吴先生的《公天下》，感觉就是一部当代的《孔子改制考》。

这个网友网名是江南老阎。我完全支持这一评价。

只是，与《孔子改制考》相比，《公天下》功夫更深，前者是一篇文章，后者是一本巨著；换言之，前者是微观托古，后者乃宏观托古。

2013年2月23日

北京，望京，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