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位置:博客 > 刘云枫 > 当马克思遇见孔老夫子

当马克思遇见孔老夫子

天堂是这样一个地方:时空交错而随心所欲。一大清早,颜回对孔老夫子说,马克思要来拜会。

 

夫子曰:马克思何许人也?他是来拜师的吗?有没有带学费?

 

颜回说:孔老师,在天堂,衣食无忧,要学费干啥啊?要了学费,放哪儿,怎么花啊?你真是老财迷了;我google了一下,马克思是犹太人,在德国长大,是一个博士。写了一本超厚的书,叫《资本论》,还有一本小册子《共产党宣言》。不过,他是19世纪人,和你我差着辈呢。论礼,在您面前要执弟子礼。

 

夫子曰:蛮夷之邦,朝贡华夏,要得要得!不过,那个什么死讲什么语,能听懂吗?

 

颜回答:同声传译是天堂的标配,老师,你忘了,上次你不是和希腊的苏格拉底聊了半天。他说希腊语,你说汉语,不是相谈甚欢!

 

夫子曰:不是在海外办了很多孔子学院,教中文吗?小马哥,也没学会?是不是孔子学院办的有点少啊。

 

言犹未落,马克思和他的铁粉恩格斯,已经到了孔子面前,纳头便拜,口称:万世师表至尊大圣先师孔丘仲尼先生,小的马克思、恩格斯给您请安了。

 

夫子曰:使不得!使不得!快快请起。颜回遂大踏步冲上前去,将马、恩两位晚辈扶将起来。

 

宾主坐定,夫子曰:两位贤侄此来,有何公干?

 

马克思一捋长髯,说道:久仰先师大名,今日一见,可慰平生。我和我的合作者、赞助人恩格斯此来,没有其他意思,就是对恩师的思想、文章,表示感谢。我们虽远隔千山万岁,可是,英雄所见略同,笨蛋的想法也差不多。公有制、计划经济、阶级、革命等概念,发源于您,由此形成的一整套逻辑,也和您的思想别无二致。这既让我感到欢欣鼓舞,也让我感到惭愧。高兴的是,我与您穿越时空遥相呼应;惭愧的是,我的理论,没什么新意。也就是,内容没变,只是换了一下包装——中式袍子换了一身西装。

 

夫子曰:听说西方有句谚语,条条道路通罗马。果不其然,你我最后走到一处了。不过,贤侄,我和你的起点,并不一致。我的出发点是伦理学,大而言之,是社会学;家庭是我分析所有社会问题的根本;你的起点是经济学,企业是你的研究对象。我探讨的是,如何依礼消费;你研究的是,如何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马克思说:先生所言极是,极是!不瞒您说,此前,我仔细研读了您以及你的信徒们,两千多年以来的各种儒家典籍。对您的思路,略知一二。但儒学“博大精深”,我只是管中窥豹。今日有暇,我想斗胆谈谈我对儒学的理解,以就教于先生,何如?

 

夫子曰:那敢情好。颜回,给两位贤侄上茶,上好茶。昨天,康雍乾祖孙三人,不是孝敬了我一包超好的西湖龙井吗?泡上,让马克思、恩格斯尝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壮有所,幼有所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女有。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盗窃乱贼而不,故外户而不,是谓大同

 

马克思一口气,把《礼记.大同篇》背了出来。

 

夫子异常惊讶地看着马克思说:这你也知道啊,后生果然可畏!

 

马克思再说:实不敢当,夫子所言大同社会,与我所倡导的共产主义理想,实是一个理想的两种表述,可谓‘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例证。“大同社会”的理念,比我提出共产主义理想早了2360年。中华文化引领世界潮流,由您而始。我的表述更简单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是这个样子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夫子曰:贤侄,你的话,不敢苟同。为什么呢?各取所需就行不通。比如,国家只有一个皇位,你也想取,我也想取,天下人都想取,那岂不是要打起来啊。不说皇位这么稀缺的资源,以NBA球票为例,谁都想坐在视线最好、最接近球场的座位上,而这种座位,总是有限的。你如何处之?皇位国王,也许将随着国家的消亡而消亡,人人自得其乐,估计真没人稀罕那个权位。但是,娱乐永恒。到了共产主义,也要游戏,也要狂欢,也要比赛,也要NBA,最好的座位依然是一票难求啊?

 

我的办法,简单而有效。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王最高,相其次,大臣再次,士农工商,各有次序,全社会就像围棋一样,一个格子里放一个。对应到看NBA,就是:最好的位置,国王;其次,宰相;再次,大臣;剩下的,平民百姓。当然,球场只是一个比方,所有社会资源都这么划分,土地矿山河流森林,美女和野兽,莫不如此。

 

马克思问:夫子大人,我觉得你的办法,也有漏洞,即:你把最差的位置,分给平民,老百姓能答应吗?他们也想要最好的位置啊,如何能让他们坐在最差的位置上,还欢天喜地,至少,没有怨言呢?

 

夫子曰:哎,娃娃,这你就不懂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一切,都是属于王的,大臣和百姓,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是国王的。所以,他们活着高兴,是国王赏赐的;他们有吃有喝,高兴,是国王赏赐的;你反复教育他们,没有国王,就没有他们的一切;没有国王,他们什么都不是;没有国王,他们的存在没有任何意义。他们时刻准备着,为国王的事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如此,他们就会为能和国王在一个球场看球,感到莫大的荣幸,即使在一个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就会为和一个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人,在一个国家而感到高兴,即使干得比牛马都多,吃得比牛马都糟,也心甘情愿。你看,朝鲜不就是这样吗?

 

马克思疑惑道:不说朝鲜,也就罢了;说起朝鲜,我是欲哭无泪啊。二战后,一大片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只留下朝鲜这一棵独苗。且,还是风雨飘摇之中。我最近和恩格斯在反思,究竟我的理论、主义错在哪儿了呢?怎么我设想的共产主义康庄大道上人烟稀少鞍马绝迹,反倒是资本主义的邪路上人潮涌动车流不息,甚至堵车了?

夫子问道:你说什么?贤侄。

 

马克思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夫子听罢,哈哈大笑:这我就放心了。朝鲜这本烂账,你买单,我高兴死了。正发愁呢!都以为朝鲜,是儒家之过;儒家之过,也就是我之过。呵呵,原来罪魁祸首是你和恩格斯,是社会主义啊。

 

夫子如释重负,看来朝鲜真是他的一块心病——毕竟,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藩属地,非朝鲜莫属。历代王朝,也将朝鲜当作自家后院,着力经营。朝鲜乃小号的中国,中国乃大号的朝鲜。也可以说,朝鲜是东中国,中国是西朝鲜。彼此彼此,半斤八两。

 

对夫子之言,马克思挂不住了,说道:夫子虽是圣人,但是,你这番话,晚辈不敢苟同。朝鲜是我们社会主义的错,也是你们儒家的错,但归根结底是你们之错。因为,第一,儒家之社会构想,包含着明显的社会主义成分;第二,儒家主宰朝鲜,比社会主义思潮进入朝鲜的时间,要长得多。

 

夫子曰:第二点,我同意;第一点,还望马贤侄解释一二。三人行必有我师,你就是老夫的今日之师啊。

 

马克思道:既如此,后生就献丑了。

 

社会主义的根本,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这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石,也是其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封建社会的关键。一个国家疆界之内的所有资源,地上地下,天上海里,都无条件地属于国家,也属于每一个民众。当然,理论上如此。实际上,在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比如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所有人都参与国家财富管理,既不经济,技术上也难以实现。

 

唯一可行的,是代理制。即,由少数人代替全体人民行使管理国家财富的职责,就像国资委。一个国资委,也管不过来,就下设若干个超级企业;地方政府,也如此照搬,建立省一级国资委和省属企业。国家资源,被合法瓜分;资源的控制权,集中在政府;不是政府所有部门,而是少数几个部门;不是部门里的所有人,而是少数几个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这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真相。

 

夫子曰:理论和现实,咋就差那么远呢!

 

马克思答: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所有貌似完美的理论,一旦落地,都变得污浊不堪;就像一朵翩翩的、洁白的雪花,落在污泥遍地的国土上,一样。社会主义理论,看似完美,实则不然;儒学的社会蓝图,看上去很美,结果也糟得很。

 

夫子曰:不是说社会主义吗?怎么扯到我身上了?你这不是拐弯儿说我的不是吗?

 

马克思说:我没有拐弯儿,我是直接的。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扭扭捏捏、吞吞吐吐那种伪君子作派,是儒家信徒所为,非西方人所做。我们从来都是开门见山的,就像在《共产党宣言》里毫不隐讳地提出我们的观点是:暴力推翻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权一样。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的暴力!

 

夫子之儒学,和社会主义大同小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是理论值。实际上,皇帝一个人包括其家族,也不可能掌握所有国家资源。皇帝必须寻找代理人,帮他管理庞大的私有财产,如牧羊人豢养牧羊犬,一个道理。

 

“牧羊犬”有两个特点:1,忠诚;2,牧羊犬没有私利,其利得全部来自牧羊人之恩赏。牧羊犬好找,像牧羊犬一样忠诚且不贪私利的人,可没有。怎么办?驯化啊。驯化之内容,是儒学;驯化之组织和过程,乃科举。一代一代的读书人,寒窗苦读、朝堂题名,终于分得皇家的“一杯羹”,并为此感激涕零。于是,皇家与士人,结成了稳定的分赃机制,分肥天下。

 

夫子曰:还是你高明。说一切财产归国家,但国家是缺位的,结果是,权力所有者控制了所有资源。所谓国有,只是一个幌子和骗局。民众,既不能用名义上属于自己的资产,变现、投资,也没有分红和其他收益。这叫什么“生产资料所有制”!纯粹是欺骗。

 

马克思说:也不能这么说。要不是你和儒学两千年的教化,社会主义在中国也行不通;‘天下为公’,不是大同世界的理想?不是“中国梦”?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不是挂在最显眼的殿堂上?‘天下为公’,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中国版吗?再有,生产资料公有制之构想,初衷也非欺骗,而是为了消除剥削。

 

夫子曰:是吗?愿闻其详。

[subtitle=]

 

马克思解释道:剥削的根本,在于资源分配不均;一个人拥有大量土地,一个人没有,有土地的人,就获得了对无地者的支配权,正如英国中世纪的庄园主和雇农。中国漫长的帝制时期的地主和贫农,也是这种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也是如此。资本家有大量资金、设备以及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工人手无寸金,只能出卖劳动以维持生计。

 

分析一把斧头的生产过程——斧头是共产组织的标志——斧头之原料,铁、木柄是买的,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只是价值转移,而不会增值。使得斧头生产有利可图、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只有工人的劳动,但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夺走了。这就是剥削,是资本家对工人的掠夺和榨取,而剥削的产生,显然是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本家拥有剥削的资本,所以,剥削;要消灭剥削,不是要消灭资本家,而是要消灭资本。资本消灭了,资本家个体和阶级,也就荡然无存了。没有资本,何来剥削?没有资本家,谁剥削谁啊。我的社会理想,就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

 

夫子曰:嗷,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之一剩余价值学说吧。听过,听过,听起来有道理,实际上不对啊。如果,工人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资本家就该雇佣越来越多的工人。可是,为什么资本家反其道而行,没有更多地雇人,而是拼命购买机器呢?资本家不是以剩余价值最大化为追求的吗?如今,完全自动化工厂,也不新鲜了。比如,美国的胡佛水库发电站,一个人都不需要,发电输电配电,收款,财富如水滔滔不绝。其剩余价值从何而来啊?按照你的理论,其剩余价值不是该为0

 

是不是,小马老弟。还有,你的社会理想实现了吗?社会主义国家,不是曾经有几十个呢!

 

马克思的脸青一阵红一阵,死难看,大胡子也遮不住其尴尬。他坦言:全失败了,没一个成的。

 

夫子问道:中国不是很成功吗?

 

马克思说:中国要是成了,就不改革了。改革,改的就是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是对社会主义的彻底颠覆。中国入了WTO,要求老牌的西方国家承认其市场经济地位。市场经济首先要求,个人对资产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并从资产投资中获益。这不就是资本家吗?资本家靠什么?靠的就是资本,并从资本中获利。因此,中国之成功,不是社会主义的成功,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成功,是市场之繁荣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和国有经济。

 

夫子曰: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彻底败了?

 

马克思低着头,说:彻底败了。

 

夫子接着说:完全败了。

 

马克思的头更低了,说:完全败了。

 

夫子曰:想过为什么吗?

 

马克思说:想过,怎么没想过;没日没夜地想,总算明白了。为此,上帝把我和恩格斯的户口,从地狱迁到天堂。否则,我们至今还在地狱接受劳动改造呢!也就无缘拜会您了啊。不过,据说,夫子也是刚迁来的,原来何处高就啊?

 

夫子苦笑一声,说:不瞒两位贤侄,我也是从地狱迁来的。拿的还是暂住证,表现不好,也许被打回地狱。上帝说了,因我受害的中国人太多了,时间太长了,苦难太深重了。这倒是其次,关键是上帝说,我对自己的思想错误认识不充分。想不通,就要继续留在地狱,直到想通为止。所以,两位贤侄,还要帮我解开思想误区,否则,我恐怕在这里长不了。

 

马克思说:case,包在我们身上。当然,还是先说说我和恩格斯的反思。

 

夫子曰:快快请讲,快快请讲!

 

马克思接着说:我和恩格斯的着眼点,是公平,是人和人之间的公平。而不公平的起源,是生产资料的分布不均。但,不均是天然的,均匀是人为的;追求生产资料的共有、共享、共治,是人与天斗,与造物斗,与自然斗,如唐吉诃德与风车之战。人类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有一种战天斗地的激情和浪漫。越是理想化、不可能的事情,越有人想尝试。

 

欧文就是这么一位。

 

欧文是一个出色的职业经理人,在与岳父共同经营新拉纳克工厂时,积累了一大笔财富。虽然,在新拉纳克工厂,欧文已经推行了许多社会主义性质的实验,如开办第一家幼儿园,缩短工时,取消对工人的罚款等,但这并不是欧文的最终理想。欧文的目标是,建立一个财产公有、人人劳动,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世外桃源。

 

1824年,欧文带着自己的四个儿子,和大批信徒,以及一大笔资金和伟大的梦想,漂洋过海,来到新大陆。以二十万美元购买了三万英亩土地,创办了“新和谐公社”。他宣称:我来到这个国家,是为了一个崭新的社会,把愚昧而自私的社会制度改变为一种开朗的社会制度,这一制度,将逐渐把一切利益结合起来,并消除引起个人之间一切纷争的原因。我已买下了这片产业,并且,亲自来到这里实行。

 

他相信:他的实验一定会成功,他的理想一定会实现,社会主义一定能在新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一时间,不仅他的拥护者,为他喝彩,就连最初的反对者,也为其倾倒,转而支持他,甚至来“新和谐公社”参加劳动。

 

可是,好景不长,只过了不到四年。“新和谐公社”就倒闭了——生产少,消费多;体力劳动者少,脑力劳动者多;生产者少,管理者多;参与生产的人少,参与分配的人多。一个日产400磅面纱的纺织厂无人纺织,日产60桶面粉的面粉厂无人磨面,3600英亩肥沃的麦田无人耕种,以至于“新和谐公社”出现饥荒。即便如此,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为设备闲置、工厂停工、耕地撂荒而担忧,因为,这些财产都不是某一个人的,都是公社的,是欧文贡献出来的。他们在等待,等待欧文不停地注入美元。

 

欧文的所有积蓄,都投入到“新和谐公社”这个无底洞;欧文为此一贫如洗,新和谐公社宣告破产。

 

“新和谐公社”的弊端,显而易见。第一,谁是资产的所有人,谁为资产增值、资产的使用效率负责?第二,谁有积极性参与劳动?劳动效率如何计量?报酬如何设计?不问付出的报酬,难道不是另一种剥削吗?第三,没有市场和价格引导,如何计算盈亏?没有盈亏,资源如何配置?

 

毫无疑问,私有制是“剥削”和不公平的起源;但,消灭了私有制,在根除了不公平的同时,也与效益彻底绝缘。没有效益的组织,是不可能长久的;一个不能内生性地获取利益的组织,注定是要死亡的。因为,注入式资源,是极为有限的;正像“新和谐公社”,依靠欧文的钱袋子,可存在于一时,却不可持续;欧文的钱袋子光了,“新和谐社会”也就over了,一样。

 

私有制是不公平的,却是有效率的;公有制是公平的,却没有效率。资本主义,有人富有,也有人贫困;有人享乐,也有人受苦。社会主义,没有人富裕,也没有人贫穷,所有人公平地享有同等的穷困。正如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资本主义的罪恶是,有福不能同享;社会主义的幸福是,有难大家一定同当。

 

简言之,社会主义着眼于如何公平地“分蛋糕”,却没想到,在财产公有的社会制度下,经济运行是没有效率的,“蛋糕”越做越小,甚至根本就没有“蛋糕”。没有蛋糕,还谈什么分配,还谈什么公平!这种公平的意义何在?

 

这是我的理论的漏洞,我想。

 

马克思说完了,颜回推了孔夫子一把。

 

孔夫子说:我听着呢,颜回,你听明白了吗?

 

颜回说:老师在此,学生不敢!

 

孔夫子曰:啥时辰了,啥场合了,还搞那些酸臭师道。你和我,要像马贤侄学习,要深刻反思!学而不思则罔啊。

 

转向马克思,孔夫子接着曰:贤侄,咱俩,半斤八两。你在空间上败了,一败涂地。前苏联、东欧、越南、古巴、委内瑞拉、朝鲜和中国,都受了你的害。你要负责,向人家检讨。我输给了时间,也是一塌糊涂。自董仲舒搞了个“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中国社会的主流,是儒家当道。经济制度,自然也是儒家模式。直到毛泽东,从俄罗斯扯了几尺红布,挂了一幅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可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穿了西装的儒学。你要不信,听我慢慢道来。

[subtitle=]

 

孔夫子说:儒学,第一重要的是,讲分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分配;天子九乘,九簋八鼎,三宫六院七十二妃,龙logo;“……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前朝后市,……”,太和殿、门钉、楠木作,也是分配;士农工商,是分配;孔融让梨,也是分配。儒家念念不忘、时时刻刻讲的,都是分配。依照等级分配社会财富和消费,是为“礼”;否则,即为逾制。

 

马克思说:夫子想得好,结果如何呢?你想让每一个人安分守己,循规蹈矩,依礼消费,非礼莫行。这是资源有限约束下,解决分配问题的一种手段。如果资源是无限的,能够满足所有人需求,每个人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想要什么,就定制什么,“礼”就滑稽可笑了,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但是,这种手段只适用于非常情况,比如战时、比如突发地震海啸等毁灭性自然灾害;有时,也适用于一个特殊时期,比如人民愚昧无知,或者人民觉悟很高——每一个人都能自觉遵守礼制。

 

可是,如林肯所言:你可以在某一时期,欺骗所有人,也可以在所有时间,欺骗一部分人,但是,你永远不可能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礼”之骗局,也不会长久。“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所享有的,为什么我不能享有呢?这句话经久传扬,恰恰反映了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不安于现状的,都是富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挑战精神的。和绅之罪名,有好几条都是僭越。什么是僭越?僭越就是用金丝楠木,建超大的花园,盖超宽的房屋,想和皇帝一比高低。和绅如此,哪一个贪官不如此;贪官如此,哪一个官僚不如此;官员如此,哪一个百姓不如此,哪一个老百姓不做这样的‘中国梦’呢?

 

夫子之‘礼’,是想约束百姓的贪欲和肆意消费,可结果却相反——没有一个人不把皇帝之消费水平,当作个人的奋斗目标;夫子之社会结构,安排了一个皇帝,可结果是,中国有无数个皇帝。每一个组织、单位、部门和地方的负责人,都是一个土皇帝。在其权力范围内,他就是皇帝,他就拥有无限的权力,只要他不挑战真正的皇帝,即可。

 

夫子曰:马贤侄说的是!我没想到人心不足蛇吞象,没想到每个人都会贪嗔痴!更没想到,即便是修身养性,也难以达到至善的境界。所谓至善,都是欺骗。

 

马克思说:贪嗔痴,不是佛家用语吗?夫子怎么信佛了吗?

 

夫子曰:凡是正确的,都该接受;无分佛道,也无分中西;要说,我的理论,也没多大错。错就错在儒学是建立在人性本善基础上的。此其一,是儒学的第一块基石。另外一块基石,是家国同构、家国一体、以国为家、治国如家;国家国家,即是此意。家是小国,国是大家;治国如管家,可以把在家庭里行之有效的一整套规则,移植到如何治理国家上去。

 

在中国家庭,是不分你我的;财产是共有的,人人有份;父慈子孝,兄恭弟谨,妯娌和睦,其乐融融。每一个人都尽力劳作,也不担心自己的付出得不到回报,因为,他们有一位仁慈而公平的父亲,而且,家庭成员之间还有血浓于水的亲情。没有人偷奸耍滑,也没有谁剥削谁!在这样和谐的家庭里,需要分彼此吗?财产公有不是天经地义的吗?

 

马克思说:夫子,我明白了。于是,您就把家庭内的财产公有制扩展到全社会上了,是不?我是从经济学出发,得到我的结论的;你是从伦理学,推出你的理论的。我的假设是人性为恶,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必然导致剥削,所以,必须要消除私有转为社会共有。你的假设是人性为善,既然大家一家,其乐融融,又何必分彼此呢?

 

人性假设不同,出发点不同,却得到相同的结论,真是中西学术之奇迹!

 

不同的国家在人的相貌、肤色、穿着和宗教上,可能有不同甚至相反,但是,人类行为的根源始终是相同的。初看之下可能会惊异于表面的不同,但深入了解将会让人更惊异于相同的地方,也会让人更多地去注意那些相同之处。

 

苏联和中国,两个历史、环境迥然不同的国家,殊途同归,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一处二十世纪的最大悲剧,在付出了血的、惨痛代价之后,人们总算得到了一个经过实践检验的教训:公有化的经济体制,是没有效率的;而没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小到企业,大到一个国家,是注定要崩溃的。前苏联、东欧、朝鲜和1978年之前的中国经济,无一例外。

 

夫子曰:也不一定吧,贤侄。据新来的中国同志讲,国有企业好得一塌糊涂,比如,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电力、中国移动、四大国有银行,都富得流油。在世界500强中,也名列前茅。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生都奔外资企业,如今首选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怎么能说公有,就没有效率呢?贤侄的话,是不是偏颇了。

 

马克思说:夫子,这你就有所不知了。没有竞争,怎么能有提高!中国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来钱如流水,靠的是什么?不是技术创新,不是严格管理,也不是节约成本,而是垄断。垄断获得定价权——要是你有产品的定价权,能把价格定到让自己赔钱吗?要是你有定价权,企业还亏损,岂不是笨蛋吗?要是你有定价权,你还有压力严格管理和开发新技术吗?所以,中国的国企,就和国足一个水平。在国内牛气哄哄的,可是,和外敌一交手,就被人家的“坚船利炮”打得屁滚尿流。

 

小范围的、家庭式财产公有,大体上是可行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历史上的小农经济,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家庭成员之间,并不区分,是一笔糊涂帐,但是,这不妨碍所有家庭成员,为了家族的利益,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戮力同心,共同奋斗。这种情形,一,由于家庭规模小,每个人之付出是可观察的,甚至是可计量的;偷懒很容易被发现,并被家长惩罚。二,亲情增加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信任度和觉悟水平,降低了“搭便车”之类的机会主义行为。三,每个人之努力,与其增加的集体财富,以及其所得到的回报,是成正比的,也是看得见的。

 

由家而国,是中国人思考、解决社会问题的泛化逻辑。一家一户行得通的,夫子及所有儒家学者,认为在一国也行得通。也不限于儒家学者,所有中国人,都认为行得通。不然,社会主义的说教,也不会那么容易蛊惑人;共产主义的理想,也不会那么容易迷惑人。20世纪初叶,在诸多主义之中,中国人选择了社会主义,根源是中国悠久的儒家传统,根源是家庭公有制之由来已久和行之有效。

[subtitle=]

 

于是,家庭内之小规模财产公有,堂而皇之在一个大国全面推广。农村搞集体农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逐级放大;城市搞小集体大集体国有企业,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依次递增。可是,当组织之规模越过可观察、可计量、可控制之临界点后,组织效率直线下滑,空耗资源,有投入而没有产出,这样的组织、这样的社会,能不土崩瓦解吗?

 

我天真地认为,一旦生产资料公有,人人都会“各尽所能”。因为,人人都在为公有的“大蛋糕”工作。每个人多作一点,蛋糕便会增大一分,于是,个人的财富也因大蛋糕增大而增大。正如GDP越来越大,人均GDP也会随之增大,个人之名义财富必因此增加。谁不会为财富之增加而努力呢?

 

可问题是:“各尽所能”是什么意思?工作8小时就回家,显然没有尽其能。人,完全可以再干一小时嘛!60退休,完全可以延长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极端地说,只要没有死在工作岗位上,就没有“尽其所能”,就是留有余力,这是什么道理啊?这种理论,有可操作性吗?

 

再者,在一个1000人的公有社会里,一个人加班一小时所增加的产值,分到他头上,只值1/1000小时;用1去换1/1000的买卖,傻帽才干。反过来,他偷懒一小时,只损失1/1000小时。用1/1000小时的产值换取1小时的休闲,绝对值得! 如果,社会成员有一亿人,更不得了。一个人“尽”其所能,增加的蛋糕,落在他名下只有亿分之一,他不是脑子进水,决不干这种事儿。

 

以家为单位之小规模公有,可行,决不意味着大规模、国家范围的公有制,也可行;“家是小的国,国是大的家”,乃是头脑简单、拙于思考之表现,殊不知量变带来质变。“韩信将兵多多益善”,只是笑谈。三五个兵、七八条枪之游击队,与车马千乘、兵卒如云之大部队,采用一样的体制,岂不滑稽可笑!

 

夫子曰:贤侄这么一说,就更加明白了。如此说来,是我苦心经营了一个公有制的窝,你在里面下了一个蛋,再由中国的社会主义信徒孵出来了。中国的儒家思潮多悠久,中国的社会主义空想就多漫长;在一个欠缺扎实的逻辑思维能力、却极富诗人气质的古国,越是不切实际、好高骛远的社会构想,越容易迷惑人,越容易被人接受。普罗大众,自不在话下,梁启超、孙中山也是你我的信徒。

 

梁启超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梁的思想,就是一个“混血儿”。他的一个源流,是康有为。康有为肯定是我的信徒,为了变法,为了君主立宪,他不惜伪造我的历史,胡写什么《孔子改制考》。可怜他一片丹心啊,只是,头脑发热。满脑子想的,不是皇帝,就是大同世界。这显然是我的思想遗产。

 

对此,梁启超写道:‘先生(康有为)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原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力。先生未尝读诸士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由之语’。

 

梁的另一个思想源头,乃是西方之社会主义思潮。一中一西,两股思潮,在梁启超非凡的大脑中,奇妙地相遇了、融会了、且暗合了,几度磨砺,几番云雨,诞生了一个遗祸中国百年的混血儿:社会主义。梁启超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教父,他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一词,他第一次全面系统地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他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毛泽东周恩来李大钊等后来的共产主义信徒,都是读了梁启超之《新民丛刊》,才走上革命道路的。

 

“混血儿”穿西装,却有一颗“中国心”。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暗合,不只表现在目标上,表现在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上,表现在梁启超身上,也表现在大众生活中,表现在成为一个时代表征的口号上,尤其在中国,口号是公众的哲学教条,具有极为广泛的影响力。

 

比如,“社会主义大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杂种口号,其前半身“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后半身“家庭”,无疑是儒学之核心概念,两者结合得如此完美、和谐,如此深入和迷惑人心,如若不是儒学和马克思主义,有内在一致的内涵,是不可想象的,是会露出破绽的。“以厂为家”、“爱厂如家”、主人翁精神,也多是“儒心马面”之物。

 

只听扑通一声,马克思从椅子上摔了下来,就地便拜,口说:老夫子在此,学生不敢独掠社会主义之美。要不是您打基础,中国是断不会接受社会主义的,也断不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夫子曰:拉倒吧。哪儿有什么功,全都是过和罪。我宁愿把社会主义的发明权,全算在你头上。可是,上帝不干啊。我不反思、不检讨,反思不清楚,检讨不深刻,是进不了天堂的。今天与你一席长谈,既搞清了社会主义之来历,也明白了其危害。中西思想,大同小异,人类在面临同样的问题时,想到的办法,都差不多。

 

马克思说:那我们就把今天的谈话,写一个纪要,呈给上帝一阅。看看能否过关,ok

 

夫子说:极是极是。不过,问问恩格斯和颜回两位,还有没有补充的?

 

马克思看着恩格斯,恩格斯明白这是让他讲话说话,遂开口道:阶级概念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要是人以阶级划分,变卖家产供养你的,就不该是我这个资本家了!欧文也就不会拿自己的钱,傻乎乎地搞什么社会主义试验了!是不是?阶级概念不成立,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岂不是无稽之谈,制造仇恨,祸害人类吗?

 

马克思低下了高昂的头,默然无语。

 

“颜回!你也说几句。”夫子命令道。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也是靠不住的。要是人以家庭为本,宋氏三姐妹,就不会各奔东西了。实际上,能将不同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无非是两样东西:共同的利益和信仰。前者,如公司;后者,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教会。家,只是一个最小单位的细胞,将社会中的其它功能都加之于家庭,是极为可笑的。”

 

夫子曰:颜回,你说得挺好。把我的学说,批得也不轻啊。儒‘家’儒‘家’,儒家学说的根基是“家”;“家”都不在了,还谈什么学!好了,好了,上帝叫我们吃饭去呢!

 

孔夫子、颜回、马克思、恩格斯,四人整理衣冠,走在通往天堂夜宴的金色大道上。

 

 

 

 

 

201437

北京,办公室

全文完

断断续续写了2个月



推荐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