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在大阪，电视里有关于大阪地下铁经营的辩论。大阪市长桥下，一个四十出头、年轻、帅气的官僚，坚定地说：延长地下铁今下筋线的前提，是民营化。并进一步说：“公営企業ままで 無理だ”。翻译成中文是：继续走国营的路线，是没有道理的！       

　　显然，国有企业在日本是不受欢迎的。一个集体荣誉至上的民族，一个凝聚力超强的民族，一个爱国如家的民族，居然歧视国有企业，必欲将所剩无几的国企私有化，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人认为，国有企业不是企业，国企只是政府职能的延伸，是政府部门谋取私利的后院和没有效率的经济傀儡。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才开始搞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发展经济，企业自然是主力军。当其时，没有任何一个民营企业，没有任何一家私人所有的经济组织，所有经济单位不是全民的，就是大集体，最差也是小集体，比如街道办的、机关办的、学校办的小作坊。娃哈哈，就是一家学校实习工厂。

　　这，是中国自认为的企业，是中国特色的企业。

　　日本人不这么看。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庄严地向世界宣布：中国没有企业。什么意思？最直接的含义是：国字号企业，不是企业。但，这不是全部，更深一层的意思是：企业是发展经济、创造财富的主体，没有企业，谈何经济啊！打个比方，军队是打仗的主体，没有军队，何谈胜败？不妨再猜测一下小宫隆太郎的内心：他有没有一种难以遏制的轻蔑——三百年前，日本人都明白的，你们还在“中国梦”里呢？他有没有一种无法名状的喜悦——假企业搞经济，能有啥好下场呢？日本同胞们，放一百个心，洗洗睡吧。

　　近代日本，大体和中国同时感受到西方诸强的气势，差别是，日本人识时务，没有硬抗，也就没有挨揍。但是，仅此是不够的，只有富有、民主和自由，才能获准加入列强俱乐部。明治政府双管齐下，一方面，引进西方的议会政治、法律制度和军事体制，另一方面，“殖产兴业”，发展经济，使日本由农业经济向工业化国家转变。

　　发展现代工业，需要大笔资金，以及训练有素的科技和管理人才，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两座难以翻越的高山。洋务运动早期的中国，也有同样困难。民间无力当此重任，唯有政府居间，集中社会资金与人力，才有启动工业化的可能。1868年—1885年间，明治政府举资6800万日元，开办了遍及造船、采矿、冶炼、建材和纺织等诸多官营企业。加上，劝业基金和劝业资本金在内，合计高达1.5亿日元，而同时期日本的年税收总额，为5000—6000万日元之间。

　　这是“殖产兴业”的第一阶段，官营为主。不过，日本政府并没有把官营企业进行到底的意思，官营的目的是“示以实利，以利诱民”，是临时事业。大藏大臣大隈重信将官营企业称为“示范工厂”，可见，官营并非长久之计，只要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以后，就放手让利于民间。

　　“殖产兴业”的第二阶段，是官督民营。即，政府在资金与政策上对私人业主予以资助、扶植，政府在不影响公司业务的前提下，只对公司帐目以及成效进行监督，其他方面，政府概不过问。待公司成长到可以独立运营阶段，就撤回监督，使其成为完全的民营。

　　三菱集团之奠基与起飞，正是官督民营的成功范例。大久保解散了业绩不佳、官办的“邮政蒸汽船会社”，将其无偿合并于“三菱公司”。又，下拨官船13艘，供三菱发展航运。为补偿三菱因为和外国公司价格竞争所带来的损失，每年补助25万元。再，政府出资1.5万元，帮助建立海员培训学校，培养日本的航运人才；从明治8年开始至明治14年，日本政府给三菱公司的资助达825.6万余元，每年平均118万元，相当于明治政府岁收的2.4%，可谓不遗余力。由于日本政府的大力扶持，三菱日渐壮大，先后在日本沿海航运中，击败美国以及英国的公司，并独占了日本至上海航线。

　　“殖产兴业”的第三阶段，是民营阶段，也是民进国退的最后大餐。早期创建的“示范工厂”，只过了十年，就不行了。政府再也不想捂着这个烫手的土豆，“挥泪大甩卖”在所难免。有的企业，几乎是无偿奉送。

　　1880年5月，大隈重信上呈一份题为《三议一件》的建议书，主张处理官营工厂。同年11月5日，日本政府公布了《处理工厂概略规则》，指出：“政府为褒劝工业所设置诸工作，其组织整备，当初预计之业渐举，故应解除官厅所有，转归人民经营。要依据概则将省（使）所管诸工厂渐次处理。”

　　兵库造船所的政府投资为81万多日元，财产估价为32万 日元，出售价格则只有18万多日元。釜石铁矿的政府投资为237万多日元，财产估价为73万多日元，出售价格却只有1.2万多日元，几乎等于奉送。有一点要注意：当时的日元，很值钱的，基本与一块银元等值。

　　价格便宜之外，付款条件也出奇得优惠。品川玻璃制造厂的政府投资额为29万余日元，拍卖价格仅为7.9万余日元，且允许在55年内分期付款；长崎造船厂政府投资113万日元，处理价格仅为45.9万日元，且允许在50年内分期付款；院内银矿政府投资70.3万日元，处理价格仅为10.9万日元，且允许在29年内分期付款。

　　处理国有、官营企业，既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也是日本社会民智开放，市场经济思想压倒中央集权统治经济的具体表现。福泽渝吉为首的启蒙思想家，在民间鼓动，传播自由经济思想；大隈重信、大久保利通等一大批开明政治家，于政府内呼应，制定向民营企业倾斜、鼓励私人经济的政策；上下同心，终有所成。

　　明治初期著名经济学家、《自由新闻》的社论主笔田口卯吉问：“何谓劝业？是谓政府直接制造乎？此乃实际阻碍民间同种产业之兴起，决不能达到劝业之目的。”在棉纺业座谈会上，民营企业代表严厉地批评说，官营工厂“根本不可能作为模范工厂”，“只表明棉花变成棉纱的过程，如此而已。”

　　据《工部省沿革》记载，主抓殖产兴业工作的工部省官员也认为：“不如贷与人民，使其自由营业，那时方能收支两抵，事业日益扩大。”

　　对此，福泽渝吉下了结论：“大凡政府之不行之事，即使行之，其无益之处如下，即政府不可助国民之生计，劳动役夫工匠之力，不可定其所得工资之多寡。又其为得到工资机时劳动者，不可定其劳逸。所产衣食等商品，不可定其多寡。于是买卖之事，不可定其法，不可定其价。综而言之，政府于有关农工商之事，不可从旁议其是非。”

　　福泽渝吉是明治时期的意见领袖，一言九鼎。他以简单明了的文字，阐述了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思想：对劳动者，政府不用管作息；对商品，政府不用定产量；对交易，政府不必定法规和价格。一句话，农工商之所有经济行为，政府一边歇着吧，别指手画脚胡说八道。

　　插播一段。

　　维正兄是我硕士同学，1993年赴日，在日本学习、工作，20年整了。10月13日，由长春经北京转机到东京，在我家住了一夜。陪他去中国银行办事儿途中，看见EMS标志的中国邮政车随意停在路边，说：

　　日本也是，只有国营邮车，可以在任何位置停放；民营物流、快递公司，必须规规矩矩地按照交管部门设定的位置停车，否则，就要被罚。可，就算国营邮政如此被照顾，它还是赔钱，还是竞争不过那些骑着自行车、手提肩扛的民营企业。

　　维正兄，不是为我当“托儿”的，也不知道我在写关于日本国企的文章。只能说，国有企业不管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都是赔钱货，都是没有效率的。古今中外，大道一也；“中国特色”，大谬不惭！

　　不过，要说最早对官有企业持怀疑态度的，则非日本江户时代的大富豪、大阪城之奠基者河村瑞賢莫属。河村瑞賢出生在伊势一个贫苦的农民之家，13岁，只身闯荡江户。七八年过去了，二十出头的河村瑞賢依旧是一个漂泊在江户的打工仔。于是，他想去上方——京都和大阪方向，因为这里自古是日本都城，天皇也在此，所以，称为上方——碰碰运气。

　　顺着东海道，住在小原田宿场的时候，遇到一个老头。他说了自己的打算之后，老者劝他：如今，政治中心在江户，江户是权力和资源集中之地，要发展，还是要在江户起步。江户成了，日本就没有不成的。

　　听信老人言，发财在眼前。返回江户，落脚品川——品川是东海道上的第二个驿站，日本桥是第一站，如今，已是东京西部繁华的商业中心。——赶上盂兰盆节，河里漂浮着大量的黄瓜和茄子，是上游的人为了祭祀而放在河灯里的。河村瑞賢看见机会来了，他给了乞丐一些小钱，雇他们打捞黄瓜和茄子，然后，作成咸菜来卖。这是一笔无本买卖，河村瑞賢因此捞到了起步资金。

　　明暦3年（1657年），江户大火，江户城三分之一的房屋，变成废墟。河村瑞賢看准时机，买下了木材产地木曾福岛的全部木材，大赚一笔，一举成为“天下无双”的大富豪。与此同时，江户城也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随着参觐交代制度的确立，各地大名及其家眷、武士、商人和职人，蜂拥而来，江户人口激增，1750年，江户的人口数估计为694,000人。同时期的北京人口数量为90万左右。江户已经成为一座接近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供应不足，不是产量问题，而是运输问题。如何把日本东北地方的稻米运到江户成为幕府的当务之急。河村瑞賢受命承担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1670年冬天，河村瑞賢经由陆路前往陆奥国信夫、伊达两地（今日仙台境内），沿途勘测了风向、水流、港口、仓库、岛屿、暗礁和河道，并确立了运输计划。1671年春，东北各国的米船陆续在阿武隈川下游的入海口黄浜集结；4月，开船；途经平湾、那珂凑、铫子口、小凑等岸上中转站，向东南方向航行，在伊豆半岛的下田港汇集。

　　下田至江户，航行方向逆转，由东南向西北，与上一段航线恰好相反。所以，船队要在下田等待太平洋来的西南季风。季风起，船队扬帆起航；七月，来自北陆地方的稻米陆续进入江户。没有一艘船受损，运输稻米的成本和时间也大大降低，幕府领导龙颜大悦，大大地嘉奖了河村瑞賢一番。

　　此为东迴航路。1672年1月，河村瑞賢又奉命开辟了西迴航路。西迴航路之航程更长，洋流更为复杂，暗礁更多，海岸线也更为曲折，然而，西迴航路又一次展示了其卓越的才华和不屈不挠成就伟业的气魄。5月2日，运粮船自酒田出发，经小木、福浦、柴山、温泉津，越过下关，横断日本列岛，进入太平洋侧；过濑户内海，经大阪、大岛，也在下田集中。7月，乘着西南季风，驶入江户。途中，没有发生一件海难，大米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失。为此，幕府一次性奖励河村瑞賢三千两黄金。

　　日本东西迴路之开发，与稻米之运输，堪与中国大运河之漕运，同日而语。两相比较，必会所得。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只是东西迴路开发中之组织和管理，河村瑞賢之不同凡响，也在于此。他打破了此前御稻米运输中的“官营”体制，向幕府建议：运送的船只不要用“官船”，而要用“商船”；水手不要用“官丁”，而要雇请精通航路之水手。

　　大运河，成了清帝国“经济血栓”的症结——运河之淤塞、迟滞、拥堵，使中国经济半身不遂，江河日下；东西迴路则使日本早在17世纪，即构建起了以大阪、京都和江户为核心的全国性市场，日本三岛本州、九州和四国的每一个乡村，均被不自觉地卷入了商品交换的庞大机器中。人尽其力，地尽其材，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日本前现代之基础由此奠基。

　　中日之分水，概由其始；而这一分水的关键，是大运河之漕运，尽由官制；东西迴路之营运，全仰民力。此中玄机，不值得国人三思么？

　　                                                 图  17世纪日本东西迴路图（2013年10月18日，北京家中，10：00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