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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往纽约跑,上海人往东京跑,北方的,跑北京;江南的,跑上海;华南的,跑广州深圳;省里,往省会跑;县里,往县城跑。自下而上“运动”的结果是:空巢的乡下。
  我上小学、初中的七十年代末,我们村、每个班,大约有40-50个学生。如今,两千人口的大村子,每个年级的学生数不足7个。我们村是乡政府所在地,和周围七个村子相比,是最大的。可以想见,另外七个自然村,小学还能办起来吗?办不起来了。
  于是,合办——一个乡合办一个小学,可是,一个乡,多个自然村,方圆至少有10里地,距离太远了。让年仅6、7岁的孩子,每天往返,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孩子少了,老人们显得多了。中青年,一个也没有。既没有壮年的男人,也没有壮年的女人。只有老人和孩子。在寂静的村落里,一边是无知的少儿,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完全不懂;一边是无奈的老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终点——冬天,在太阳底下;夏天,在阴凉地里;日日消磨,每消磨掉一天,生命也就减少了一天。
  孩子们,会长大;长大之后的必然,也是离开,而且,再也不会回来。所以,中国的乡村,正在逐步萎缩,和越来越衰弱的老人,一样。中国的乡村,正在一步步地失去活力、衰老,直到死去。
  谁来拯救乡村?有办法拯救吗?没有。谁也没有办法,这就是农村的宿命,也是世界的潮流。
  中国,已经加入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农村,是中国的边缘,但,农村现在也加入进去了。这个潮流,就是一只贼船,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想下来,他面对的将是吞没它的、毫不留情的无边的大海。
  这个贼船,就是市场——市场,如一张大网,一网打尽,绝无遗漏。
  6月初,我给姑父打电话,问:是不是该收麦子了?
  姑父说:收什么麦子啊,就没有种。种麦子的,十户里边,连两户也不到。咱们这边山区,基本上不种麦子了。只有东边,石家庄东边的平原地带,才会种麦子。咱们种麦子,不合算。不合算,有时候,甚至赔本,所以,早没人种麦子了。
  核算一亩麦子的本和利,就免了。略有点农业经验,都算得出来。
  我们村的青壮年,多去石家庄打工了。农民没有其它技术,干泥瓦匠、盖房子、做木工的,很普遍。在石家庄,日工资是170元,管吃管住;在本村,日工资,也要120元,比石家庄便宜50元。砌一块砖,一毛五分钱;一个熟练的瓦工,一天砌一千块砖,不是什么难事。也就是,至少一天能挣150元钱。即便面粉3元钱一斤,一个壮劳力,干十天,也就可以买10袋面粉了。
  我们村的人均水浇地,不足一亩;一亩水地,也打不了一千斤小麦,更出不了一千斤面粉。再说了,要想一亩地收获千斤粮食,需要耗费半年时间,从冬天到夏天,且,累得贼死。——撅着屁股、猫着腰,在六月的骄阳下,割麦子的滋味,即便是农民,也并非乐在其中啊。
  如此,麦子还能种吗?不能。我们村不能种,其他村能种吗?我们县不能种,其他县,也不能种。人均耕地少的山区,都不能种了。
  这就是市场。这是谁也无法阻挡的,谁也改变不了的。
  我1979年夏天离开,至今,35年了。离开时,是一个毛头孩子;如今,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半大老头了。7月底在黑河,一个出租司机问我:你一个人来的?没带着老伴一起玩儿啊。这是我第一次听人说我老了。心里不悦,但事实如此。谁能抗得住时间呢。
  往家走的路上,一只小狗拦住了我。她不是来碰瓷的,也不是摔倒了,要我扶,要我赔偿医药费和损失费,而是来撒娇的。她直接躺在地上,袒胸露乳地。我家养了一只狗,对此,有了经验。所以,我就弯腰下来给他按摩。她那么活泼,那么死皮赖脸,在我脚底下,让我好不开心。我在想,要是没有主人,我就把她带到北京。
  给小狗按摩时,不远处,一个老人在铲土。我觉得面熟,问他:你是彦文叔叔吗?
  他说:是。但语速很慢。细看,他是脑血栓后遗症,手、脚以及言语,都有些不便利。
  我问:你今年多大了?
  他说:62了。和你三叔一样大。
  我说:你结婚的时候,我还去吃席了。真快啊。转眼三十五年了。你老了,我也快50了。
  彦文叔叔把我让进院子里。婶子出来了——曾经的小媳妇,已经成了小老太太了。身体倒是好,她非常热情地踩着凳子,去葡萄架上,给我摘新鲜的葡萄。我说:你可小心。要是摔了您,我可罪业大了。她说:没事儿。每天她都要爬上爬下的。
  彦文叔叔和婶子,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女儿出嫁了,就在本村。儿子还没结婚,但也快了,就在阴历八月。现在,他们正在为此忙碌呢。女方要的彩礼是六万八,这是现金。这不包括衣服、首饰和宴席钱。后三项,哪一项也要万数块钱。所以,要把新媳妇娶进家门,没有十万块钱,门儿也没有。
  房子,不是问题。这个院子,不大。门开在东边,所以,西屋是正房,二层楼,上下八间;北屋也有五间房子。合计十三间房,一老一少两代人住,绰绰有余了。但,实际上,儿子只是结婚在家;婚后,也不在家里住。因为,要在外面打工。
  我说:你们老两口,住这么大院子,可是宽敞啊。
  他说:可不是吗?现在都是这样,整座整座的院子,空者;大片大片的房子,都没有人。你说说,咱们的老街,哪儿有人呢。
  于是,我就和他一户一户地算起来,从巷子口一直数到老井所在的位置——这个巷子,是全村的核心,也是人口最集中的,也是房子最好的老街。我奶奶住过的二层楼,是全村最好的房子。战时,凡是有部队进驻,总是征用为驻军最高领导所用。
  算来算去,只有一个院子,有一户人家住着。其余的,全都长年无人居住。且,将永远无人居住。我住过的大院子,最多时,有四户人家,接近20口人。如今,大门紧闭,铁锁高悬。我在大门口,站了两分钟,无言以对。以后,谁会在这里再站两分钟呢!
  叶落归根,是历史上的中国;今日中国人,将归何处呢?我不知道。因为,曾经的家园、曾经的乡村,已经是一个个的空巢和一个个空村了。
  2014年8月12日星期二
  北京,家中,17:43
  备注:本人之老家,是河北省井陉县南王庄村
  找不见的话,去google一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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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刘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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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省井陉县人。天津大学工学硕士,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以科学思维,阐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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