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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当然以学习为主,要是成绩不好,高中就是失败的;幸好,我的成绩是优异的,这一点,从我就读的大学,可证。

 

20世纪80年代,天津大学只是差清华一步;现在,下清华一等了。这个局面,肯定不是我造成的。原因之一,是很多大学兼并重组,规模膨胀,比如吉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但据我所知,天津大学一直是内生性增长的,没有收编散兵游勇。

 

我入正定高中的成绩,不好。总成绩是258分,是四门课,语文、政治、数学和理化,初中升高中,物理和化学是合在一起的。258分的话,平均起来,过了及格线不多。

 

入了学,我才知道,我的同桌郭同学,入学成绩高达333分,令人吃惊啊。

 

每个中国学生,都是身经百战的。就我来说,这是我经历的考试中,成绩最差的一次。

 

当然,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完全没有准备,用现在的话说,是裸考。

 

为什么出现这种状况呢?是因为正定高中,文革期间关了,闹革命去了;79年,是恢复高考之后,首次面向石家庄的10个县招生。学校是临时招生,我也是临时接到通知去考试的。

 

此前,考过一次,是在南障城村。

 

我们是前一天,步行过去的。我们住在一个教室里,席地而睡。也就是只有一张席子,所有男生就睡在那张席子上。地面潮湿,睡了一夜,我的肚子受了凉,开始拉稀了。写不了几分钟,就要去厕所。当时,也没有特效药。我自小肠胃不好,直到高中毕业,都深受其害。要是有后来的氟哌酸,我就不至于每到夏天得痢疾,且被折磨得生无可恋。

 

第一次考试就这么应付过去了,可是,因此得了痢疾。回家之后,开始养病。

 

突然,有一天说,要去县城考试。

 

也是前一天,我父亲陪我去县城,住在井陉造纸厂。我们村有几个老乡,给造纸厂盖房子。他们有一个集体宿舍,我和父亲就住进去了。

 

第二天,一天考四门课,上午2门,下午2门。中午,父亲和我在一个小摊,吃了一份扒糕和油条。所谓扒糕,是我们当地的叫法,是用荞麦面做的。和今天山西太原的灌肠,一样。只是吃法简单,就是把扒糕切成菱形块,蘸着蒜末醋汁,味道也不错。

 

夏天天长,考完试,下午5点吧。

 

父亲和我,步行回家;出县城,经过3502、辛庄、良都,翻过五岭子,到了塔寺坪,就可以望见我家了。胜利在望,心里也松了一口气。正好,此时要过河,我就坐在河边的石头上,挽起裤腿。可一坐下来,就全无力气了。

 

我就和我父亲说,你先走吧。

 

我歇了好一会儿,然后过河;过了河,是塔寺坡,离我家就只有1500米了,也就是3华里。我父亲早走了,我就一个人晃晃悠悠、溜溜达达地,在薄暮之中回到了家。

 

这也是我对故乡最后的记忆。

 

之后,我就离开了生长了14年的太行山下的大村庄——井陉县南王庄村。再回去,都是蜻蜓点水地掠过,没有长住过了。

 

高中阶段,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物理老师曹锡江。关于他,也有很多神话,但,终究是神话,无法证实,我也就不说了。因为,中国是一个盛产神话的地方,多一个少一个,都无妨了。

 

曹老师的方法,当然,也不能说是他的方法,因为,受力分析、运动分解肯定不是他首创的,而是西方那些物理学大师的成果。曹老师只是一个传授者,我受惠于他。

 

另外一个值得纪念的老师,是日语老师。他的姓名,我真是忘了。但,他的和气、斯文、衣着整齐、面貌清爽,没有哪一个老师可以比拟。虽然,他是所有老师中最年长的一个。当时,有60多岁了,要是健在,应该是百岁老人了。不过,据说,他前些年去世了。

 

他是青岛人,曾经留学日本,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反右、文革期间屡受冲击,没有工作和收入。正定中学恢复招生之后,缺外语教师,就向社会招聘。他应聘而来。

 

他是一个从来不会发火的老师,遇到学生捣蛋,出乎意外,他只会苦笑一笑,摸摸嘴角,就过去了。

 

顺便说一下,我为什么学日语。

 

我在初中,没上过外语课。26个英文字母,我是当拼音的,不知道英语是怎么发音的。

 

到了正定,那一年,招了8个班。但是,英语老师不够,就让前四个班学日语,后四个班学英语。我在79-1班,就学了日语。

 

所以,之所以学日语是历史的选择,和我无关。

 

高考之后,我又回到老家,帮着二叔干点农活儿。当时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经全面推开,生产队这种基本的基层生产单位,再一次被数千年以来延续的家庭所取代。

 

所有人,都说这是好的。

 

但是,我妈妈对此有看法。

 

她说:一个一个的小家庭,既没有规模,也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法购买农具,培育良种,改进技术,这能有什么大发展呢!也就是吃饱肚子吧。

 

但,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吃饱肚子就是一个大大的进步。

 

有一天,送信的来了,我一看,是高考成绩出来了,让我们回学校看成绩、填报志愿。

 

但,信是学校发的,没写成绩,只是让去学校;回了学校,才能看成绩。

 

当晚,我到了城关;城关,是我姥姥家所在地。我二舅就在井南火车站上班,他把我送上火车,还给我买了一个冰棍。

 

到了正定,下车的时候,遇见很多同学,都是坐同一次火车,回来看成绩的。

 

大家一起走到学校,是后半夜了;每个人的成绩,都写在黑板上,我们打着手电,一个一个地找名字、看成绩。

 

找了好半天,我找见自己的名字和成绩:478.4.

 

这是决定人生走向的关键数据,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连小数点之后,都记得一清二楚。

 

然而,乐极生悲。当然,我只是知道了成绩,既没有兴奋,也没有失望。因为,我并不知道那个分数意味着什么。

 

看了分数之后,就到校园里找了一个地方睡下了。露天、睡在地上。

 

可能有人会问,怎么不去宿舍,或者,找个教室,睡在桌子上,也行啊。

 

此时,正是假期,教室和宿舍,都锁着,没地方可去,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待你。这应该就是中国学校的惯例吧。只要你毕业了,又不是著名校友,那就和我没关系了。

 

说不清到底是上火车之前,二舅给的冰棍吃坏了,还是地面潮湿肚子受了凉。总之,到了后半夜,又开始拉肚子了,且,是我经历过的最严重的一次。

 

拉了好几次之后,虚脱,加上脱水,毫无力气,连去厕所都成了问题。之后,就是昏睡。

 

天亮之后,周围的人都走了,没有一个人招呼我。我就在大太阳底下,晒着,不是我不想离开,而是,没有力气离开。

 

到了下午,我父亲突然出现在我面前,这是非常意外的。

 

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救命的。

 

我父亲把我带到一个宿舍,放到床上,然后,赶快给喝水、吃药,我才慢慢恢复过来。

 

我父亲来,是因为我二舅打了电话,他是铁路中学的教师,坐火车是免费的。加上正好是假期,他就来正定了。这是我读高中的时候,他唯一的一次来正定。

 

他是第二天中午到的,到了之后,就联系我。

 

可是,在我们班,没找见,谁都说没见我。我班主任也说没见,然后,问其他班级井陉籍的同学,他们才说,昨晚上是一起来的,但,早晨起来,就没见。

 

我父亲就在别人的指引下,找到了校园,看见我还躺在潮湿的地面上,气息奄奄。

 

在父亲的照顾下,我迅速恢复。经过了一个晚上的休息,第二天,我就可以下床活动了。

 

不能不说,这是天意。因为,一般来说,我父亲是从来不管我们的,他突然出现,一定是上天的旨意。否则,发生什么,我现在想起来,还是后怕。

 

接下来,就是报志愿了。

 

照理说,分数已经知道了,报考还不简单啊。

 

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时的参考信息,非常少。特别是,我们是正定中学恢复之后的第一届毕业生,没有参照。

 

我和二班的一个同学,私交非常好,就想大学也在一处。

 

不过,我的分数比他高20分,要想到一个学校,必须是我就他啊。

 

我们就合计,一起报了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结果,被我父亲痛骂了一顿。

 

后来,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航空学院,第二是天津大学,后面的,不记得了,总共是5个。

 

报完志愿,我的身体,也大致恢复了。在校医院,又拿了一些药。我和父亲就离开了正定。

 

我再一次回到老家。

 

有一天,我和二叔正在猪圈边上,堆农家肥,天已黄昏。

 

忘了是谁,给了我一封信,我撕开一看,是学校发的通知:我被天津大学录取了。

 

我把信放在口袋里,继续干活儿。

 

但我知道,我的高中结束了,我也将去更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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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

刘云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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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云枫,1965年10月出生,汉族,河北省井陉县人。天津大学工学硕士,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以科学思维,阐释社会、历史与文化。现任职于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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