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据学者们研究，早就发芽了。有说，西汉的；也有说东汉的。南宋的资本主义萌芽，更是“雨后春笋”；最晚，是明朝末年。可是，所有资本主义萌芽，都没长成。究竟是“种子不良”？还是土地太贫瘠，什么也长不起来，专家们更是吵不明白。 

幸好，英国人来了。1840年，英国人发动了鸦片战争。之后，关于资本主义为什么在中国夭折，终于有了确信一致的答案：英帝国主义扼杀了刚刚萌芽的中国资本主义。 

英国人中了中国人的局，就像一个奸商，开了一家瓷器店。本来，奄奄一息，经营不下去了。天赐良机，来了一个阔佬。一进门，把一个“无价之宝”的瓷器，碰到地下，摔了个稀烂。其实，那个瓷器，不值几个钱。

这是“碰瓷”——古玩店的小把戏。现在，也有人屡试不爽。中国，就是那件瓷器。英国人，就是那个阔佬。和古老的大中华比起来，英国人不就是一个暴发户吗？“碰瓷”这样的高技术，哪儿是他们玩儿的。 

英国人不来，中国就进入资本主义了；不是鸦片战争，我们早国富民强了。这个屎盆子，算是扣到他们头上了。 

果真如此吗？否也。 

这样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好像多难一样。我的论证，很简单。 

第一，不是说明朝末年，就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了吗？而且是“很茁壮”的资本主义萌芽。可是，为什么直到1840年，在接近200年时间里，这个萌芽都没长成呢？大清朝，可是国泰民安，无人打扰。在和平的国际环境里，这么一个勤劳智慧的伟大民族，也没进入资本主义轨道，能怪别人吗？

第二，今天中国，是资本主义吗？也不是。为什么？中国加入了WTO，可是，西方国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核心；不承认市场经济地位，就是不认为你是资本主义。1949年至今，60多年了，也没人干涉，我们还是没进入资本主义。

1840年之前，不是；1949年之后，也不是。偏偏英国人来的节骨眼上，中国正在向资本主义转化，错过了那个“时间窗”，就再也没机会了。这种说法，太勉强了。

换言之，鸦片战争并不是阻碍中国进入资本主义的决定因素。真正的病因，在我们自身。马克思主义哲学说：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外因，只起催化作用。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学者，忘了马克思的教诲了呢。 

黄仁宇说：“资本主义是一种经济的组织与制度，内中物品之生产与分配，以私人资本出面主持。大凡，一个国家采取这种制度，以扩充国民资本为当前主要任务之一，所以，私人资本也在其政治生活中，占有特殊的比重。”

我不完全同意黄老先生之定义，但够用了——用这个并不完善的定义，也能证明，中国这棵老树上，想长出资本主义幼芽，做梦吧。 

黄氏定义之关键词，在于“私人资本出面主持”。

“主持”者，居于主要地位也。私人资本在社会中，成为经济生活的中心，是有前提的。

其一，有限皇权——如果，皇权不受约束；如果，皇帝想干啥，就干啥，而不是像英国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国王，以及日本的天皇和幕府将军一样，与贵族、与大名分享权力，民间资本是不可能成长起来的，更不可能主持一个庞大社会的经济生活。“出面”可矣，“主持”休想，专制中国只能有一个主持者，这就是皇帝及其代理集团。 

无可否认，中国的皇帝，拥有无限权力。普天率土，都是他的地盘；每句话，都是圣旨，无论对错。英国国王要加税，必须和贵族商量；日本将军的权限，基本上限于直属领地。对其他大名及其封地，将军不闻不问，各大名拥有自我裁量权。 

《大宅门》里的二奶奶，最成功的经营策略，就是搞定宫里的公公。公公说行，一切就ok。为什么，因为，公公是皇帝的代理，而皇帝是说一不二的，任何人不敢和皇帝叫板。唯一的办法，是抱大腿，抱皇帝的大腿，抱皇权的大腿。只要抱上这个粗腿，就没有什么钱是不敢赚的，就没有什么钱，是赚不到的。 

皇权不受限制，皇权就是“主持”者，而不是私人资本。私人资本，有没有？有。但永远是敲边鼓的，是皇权的装饰。皇帝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有多少曾经的“大地主”、“大财主”、“大资本家”，都是和王朝一起灭亡的，是帝制的殉葬品。 

晚清大商人胡雪岩，被称为“红顶商人”。商人就是商人，怎么商人还有级别啊，还有“顶戴花翎”。让胡雪岩骄傲的、也让其他商人羡慕的是，胡雪岩可以在紫禁城里自由出入，甚至可以骑马坐轿。其实，这只说明，皇帝才是老大，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胡雪岩的“顶戴花翎”，不过是狐假虎威，而已。 

不只是皇权，所有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所有不受限制的权力，都是“利维坦”，是流氓。“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果如此，所有人都会争先恐后地和流氓共舞，整个社会就会毫无底线地堕落下去。如鲁迅所言：中国，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坐稳了奴才，另一种，是想如何去竞争下一个奴才。

为什么？因为，皇权无限。 

其二，私有产权保护——对私有财产最大的破坏，来自皇权。另一种毁灭性力量，来自暴民。皇权，在和平时期发威；暴民，在混乱和战争年代施虐。两者轮番上阵，民间财富，难以积累。整个社会无时不在的对个人产权的威胁，带来的效果是：没有人致富，却有人眼红富裕起来的人；一旦有人富了，周围人的第一反应是，能不能从中“分一杯羹”。 

个人财富的获得，一是生产性劳动，二是分配性获得。生产性劳动，能增加个人和社会的财富总额；分配性获得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像打麻将，一进一出，总量不变。社会的进步和富裕，必须将最大量的人力和才智，用于生产性劳动，减少和杜绝分配性获得。中国社会之长期贫穷与落后，正在于，太多的人将“勤劳和智慧”，投入到了分配性获得——当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分配性获得，远远大于生产性劳动的时候，“共同贫穷”，是唯一可以期待的结果。 

因此，私有财产保护，并不只是保护少数富人的权利，而是全社会走向繁荣和富裕的最重要基石。正如林肯所言：你不能靠剥夺富人而拯救穷人。你也不能指望“一头肥猪”，就让所有人“欢欢喜喜过大年”。杀一头肥猪，是可能的；过一个吉祥快乐的春节，也是可能的。可是，下一头肥猪在哪儿呢？有谁傻到自己养肥了猪，却任他人宰割啊。没有私有财产保护，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宁肯自己受穷，也不让别人分肥”；没有福可以共享，但必定有难同当。 

前一阵，中央台《新闻联播》播发了一个新闻（我上网搜了半天，没找到。等我找见了，再修改。）——一个退休副局长，植树20多年，有林地2万多亩，价值上亿元。临终前，他把林地无偿捐给了当地政府和人民。为此，成了“道德模范”，被广为传颂，并上了电视。 

这个故事，听上去特感人。可是，意义何在呢？是不是在暗示，或者说在提倡，所有有林地的人，都该把自己林地无偿捐出来啊。这样的话，谁还去造林啊。另外，也不要忘记，退休局长之所以，能有2万亩林地，是因为他的山地是被保护的。再则，2万亩林地接受了之后，该如何处置啊。要是公有的，它的结局就是“公地悲剧”——用不了多少年，就砍光烧尽了。如果知道2万亩林地的结局如此，死去的人，还会再捐吗？

 任何对私有财产的漠视，都是悲剧——无论，它有多么崇高的名义。 

今天之中国，依然是“一权独大”的，依然有不受制约的无限权力，私有财产依然得不到切实保护，“china”，依然是“拆那啊”的同义语，依然不被接受为“市场经济国家”。如果，我们相信历史是进步的，是不可逆的。我们就该明白，1840年的中国，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资本主义萌芽”的，英国人也绝不是“采芽大盗”，毁了中国的资本主义“幼芽”。

“要创造我们的幸福，只有靠我们自己”；反之，“脚上的泡，也都是自己磨出来的”，别总是怨天尤人。

2011年3月4日星期五，9:00

北京，米本宅，一会儿，回家看老妈。